学术论文

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

辛亥革命网 2016-04-29 13:4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赵中孚 查看:

辛亥革命前后,东三省政治局面外驰内张,至为复杂。当时东三省的政治局面,乃受制于以下的几个势力;东三省日后的政治变迁,也是这几个势力冲突、妥协、制衡的结果。

 

  一、联庄组织与共益会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东三省政治局面外驰内张,至为复杂。表面上,东三省因系所谓龙兴之地,且迩近京城;改制建省之后驻以重兵,即使有警,亦不难控制。故武昌起义后关外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但实际的情况是:当时东三省的政治局面,乃受制于以下的几个势力;东三省日后的政治变迁,也是这几个势力冲突、妥协、制衡的结果。

  (一)以东三省总督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其中包括也最具影响力的官僚和地方巡防队成员。

  (二)以三省谘议局为代表的立宪派分子;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了商绅、开明知识分子和部分军人。

  (三) 革命党各派成员,包括同盟会会员、部分联庄会成员、进步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新军成员(1)。(辛亥革命前后,东三省革命团体包括“铁血会”、“联合急进会”、“新民武学研究会”、“共和会”等。同盟会仅为革命团体之一,但居领导地位。见后注文)

  很明显的,这三个集团分别代表了保守、中间、和激进力量。不过在革命浪潮不可遏制的关头,这三个力量也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此外,还有另一个可以列入“反动”的集团,即所谓的天潢贵胄,日后被称为“宗社党”的满清贵族(2)(逊清皇族载涛、载洵、载泽等,于清帝退位后在大连组宗社党,力图复清。据当时盛京时报透露,总社党复清计划有三方案:(一)由日本购军火,协助内蒙暴动;再鼓励外蒙独立,进兵张家口,合攻此京;(二)援引日本势力,以图恢复;三在长城以北建满蒙帝国。见王尔瞻:《国民党史料纪述》,民国元年二月条,手写本,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辛亥革命后东三省政治局面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乃至国际局势都有关联,不宜作概括性的解释。不过造成政治变迁的因素,总是可以在相关资料的考察上作分析的。首先,本文将遵循资料线索,分析革命党在东三省成长的背景、活动、及其影响。

  近代东三省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解体、调整,和初步整合的艰辛过程,始于中日甲午之战。但对东三省移垦社会基础破坏性最大的事件,则是日俄战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日俄之役,总结了东三省十年来的兵燹旧账。东三省移垦社会的成员,鉴于身家性命不能托庇于政府,乃纷纷自媒保家之道,联庄运动乃应时而生(3)(见宁武:《东北革命运动史述要前编》三,“甲午战后与联庄会兴起”,手写本,党史会藏)。

  联庄会乃介于团练与自治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其功能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胡匪猖獗,游勇遍野的时代,结合村堡武力,保境安民,殊不失为权宜办法。联庄运动极盛时期,奉天省境旗帜纷举。著名领袖人物有顾人宜、顾人敏(庄河)、王云峰、杨在田(岫岩)、赵中鹄、宁文学(海城)、刘雍、鲍化南(凤凰城)、徐珍(辽阳海城东乡一带)等(4)(见注3;暨参照《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八、九、十及十二月十六、二十日各版记载。)从这些人的社会背景,可以理解到上述联庄组织的主要目的,在防溃土匪,并不在抗捐抗粮。因为这些联庄领袖,大都是地方土绅,他们没有理由作出危害既得利益的事。

  但日俄之役后,东三省在日俄交替的空隙中不仅国家主权丧失殆尽,清廷甚至采用高税政策来加深人民的痛苦。受害的对象,包括了地方士绅。因此,地方绅名在保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把联庄组织转化为对抗官府的大本营。事实上,日俄战后的东三省当局,并没有绝对控制地方的力量。于是进一步抗捐纳税的行动,在联庄领袖的策划下纷纷展开。

  抗捐抗粮行动,在某些地区演变为实际的民变。甚至税吏被活埋,省级大吏被绑架。清廷虽数度派防军镇压,但因联庄势众,并无结果。(《宁武前书》五,《千山会议及抗丈风潮》)

  奉天联庄抗捐抗税行动,最初并无政治意义。但当时在教会学校就读的若干士绅子弟,透过《万国公报》、《通文报》,已经逐渐知悉海外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他们的活动情形。于是各联庄领袖乃决定把抗税抗粮行动进一步扩大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与革命运动遥相呼应。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赵中鹄等邀集刘雍等人,会于辽阳千山古刹中,决议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行动。翌年(1907)春,赵中鹄、宁武、李树华等人再度约同其他同志,开秘密会议于奉天盛京医学校,成立“奉天全省共益会”,推举赵中鹄、刘雍、顾人宜为正副会长,李树华为书记,宁武为司库。并划奉天全省为若干路,以利组织,各路负责人为:

  中路干事:宁武 东路干事:邵兆中

  南路干事:丁福海 北路干事:郑守中

  西路干事:王光瑞 交通干事:刘际五

  中路副干事:刘景双

  “奉天共益会”表面上为民间组织,实际为东三省最早之革命组织。未几,“共益会”更假宗教机构为掩护,在“奉天医学校”中设“基督教青年会”,配合“共益会”作革命活动,其负责人为王宗承及许焕一,二青年会中干事则均由革命同志担任。

  同年(1907)春,东三省当局派出大批委员,下乡清丈地亩。各地人民不知此举用意所在,清丈委员在外也颇多苛扰。一时讹言朋兴,群起反对。而奉省当局不仅不采纳民意,反施高压手段,强制执行。“共益会”同志刘雍、鲍化南目睹群情激昂,乃倡议“拒丈”。“拒丈”运动在当时有汇成更大事变之可能,凤城、岫岩、安东、宽甸四县人民旬日之间啸聚数万。风潮激荡,延及金、复、海、盖等县。奉天当局深恐酿成大乱,不得已撤回丈量官员,并搁置丈量(6)(同前注)。这是“共益会”从事反政府斗争另一回合的胜利。

  以“共益会”为中心的革命活动,自光绪三十二年起日渐开展,但仍未与中国同盟会发生具体接触。由于赵尔巽主奉后不遗余力推行新政,各种新制学校纷纷成立。奉省青年乃得以学校的媒介,从事更广泛的活动。而有识之士如赵中鹄等人,更时相联络,对学生演说革命主义,为文讽刺时事,或编制话剧在省城及外县演出。影响所及,军警各界亦多加入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反清宣传,多指责:

  (一)清廷外交无能,丧权辱国;(二)划除贪官污吏,自救救国。换言之,一般人所关切的,并非夷夏之辨,而是国家尊严何人民福祉。但中国同盟会进入东三省后,情形有了改变(7)(注同前)。

  (二)同盟会与东三省的革命团体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春,同盟会会员山东徐镜心潜行出关,运动革命。徐氏首先与李树华、宁武相识,向二人宣扬革命主义,并介绍同盟会组织之内容及发展情形。五月,李、宁二人遂正式加入革命团体,成为东三省最早之同盟会员。入会地点,在奉天东门外小河沿盛京医学院。同年夏间,奉天文汇书院学生段文祥、朱霁青、萧树军、钱公来、齐希武、韩果等人,亦与宁武建立关系,为革命奔走(8)(见前书(六)《同盟会时期东省党人之奋斗》;钱公来:《朱霁青先生革命史略》(政论周刊,九十八期,页7——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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