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袁世凯东山再起，于是梁启超动用禁卫军同党实施计划落空，转而寄希望蓝天蔚吴禄贞与其合作。吴与梁在日本曾有旧谊，然而二者宗旨却大相径庭。10月30日受滦州兵谏的压力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开放党禁，康、梁获悉后根据改变的形势，决定“和袁慰革”“共勘大难”。（20）如上文所述，而武昌起义后的吴禄贞、蓝天蔚千方百计试图用武力推翻清廷，并视袁世凯为“革命之主要障碍”。
（二）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受到蓝天蔚等人的抵制。
梁启超11月初见到开放党禁的上谕后扬帆归国，准备亲赴北京，完成“拔乱反正之大业”（21）9日刚抵大连他就不得不仓促结束自己的行程。因为想象中的凭借力量业已丧失：袁世凯已从清政府手里夺得全部兵权，牢牢控制住禁卫军，载涛等无机可乘；最寄厚望的吴禄贞也被刺死，北京城内秩序混乱。这时他看到了在奉天拥有一支武装的蓝天蔚、张绍曾部。于是临时决定“此行终以见张、蓝为主”，利用二人手中实力恢复京城秩序，再“与外文团交涉，徐图进取”（22）。因此梁启超到奉天后与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蒋方展“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23）企图通过蒋方震关系沟通与蒋过从甚密的张、蓝，进行合作。但知道内情的梁派人物汤觉顿告诉梁启超：“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24）约11月13日梁只得返掉东还。立宪派的政变企图就此破产。
如果蓝天蔚是立宪党徒，“滦洲兵谏”中又受到梁启超的具体指导和影响的话，梁启超这次争取蓝天蔚共举政变的行为决不会就此罢休。而事实是蓝天蔚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梁启超才在国内仅滞留4天就慌忙返回日本。
董方奎同志在分析蓝天蔚活动性质时，援引了他被逼去职离开大连至上海途中给赵尔巽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天蔚秉性过愚，索非畏事之辈，亦非无起义之权，并非无辅助之人;⋯⋯诚以东省迭遭兵资，不忍生民涂炭，我公危险，且恐与日前奏请立宪宗旨相背谬，无以见信于天下耳。（25）从而断言“蓝氏接受清政府免职是为了避免革命流血和不违背君主立宪的宗旨。”如果对当时的历史环境作深刻的考察，不难发现董文中的结论尚有一定局限性。的确，蓝天蔚没有把“兵谏”发展到起义，没有抛弃“和平革命”的宗旨，但这一切都不能等同于他没有违背君主立宪，恰好相反，他执行了一条革命的策略路线。
首先，这封信是蓝天蔚被通夺权、策划独立流产后万般无奈之下写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这些表面文章的内容不可能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表白，而是具有策略性的，主观上要革命也只能用“东三省迭遭兵资”，“恐与日前奏请立宪宗旨相背谬”等词相掩饰。
其次，我们不能据此判定他真正信守立宪宗旨，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清廷11月3日颁布十九信条以承诺10月29日开始的“滦洲兵谏”要求之前一日，蓝天蔚就已与吴禄贞等商定出两面直捣北京、武装推翻清王朝的计划并积极准备实施，因此滦州兵谏要求立宪并不是他们的宗旨和最终目标，只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第二，蓝天蔚在奉天继武昌起义后推行和平革命方案，是以武力为后盾驱赵独立，响应革命。
那么，蓝天蔚为何要在奉天推行和平革命方案，“和平革命”方案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范畴呢？
东三省是满清老巢，“专制威力之集中，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26）。在奉天被任命的主要官吏和地方大员无不效忠于清王朝，他们视清朝统治坚如磐石，“有压风破浪之可能，排山倒海之威”，（27）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可以想见。而蓝天蔚控制下的第二混成协又本是徐世昌在1907年任东三省总督时从袁世凯北洋六镇中抽调兵力组建的，高级将领多是保皇派，下层士兵也很少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曾在湖北开展过革命活动的李培基转至奉天后就发觉“北方的军队士兵大有不同，识字的人不多，也不谈革命的事”，（28）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也无法在该协组织一个如20镇中武学研究会那样的小团体，加之第二混成协三千多新军与东北五万多的诸路防营相较又系单薄。（29）同时革命派方面又要提防革命后近在咫尺的日本侵略，只好“未便轻举”。
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新派与士绅派的矛盾也很尖锐，故奉天形成了维新派与革命派联合的局面。（30）革命派独自冒然革命不仅是不可能取胜而且也是不必要的，要加速清王朝的瓦解，就得增加中上层社会对清王朝的离心力，团结维新派。于是蓝天蔚与张绍曾等人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手段，以立宪要求为幌子，由“兵谏”再往后发展到武装独立，响应南方。此前立宪派曾三番五次“声嘶气绝”地请愿，而“政府毫无接纳之意”，因此蓝氏等人提出立宪的兵谏要求，“以为北京政府万不能容其要求，则可以此为名率师举事”，（31）亲身经历此次革命的冯玉祥当时也认为“清廷必不允准而后发动革命，则旧派将领也就死心塌地，无话可说了”，（32）可见，蓝天蔚在力劝部分激进者“革命固然要有勇气，但不能只凭热情，而要考虑敌我力通之对比”时内心也很矛盾：主观上要马上革命，容观上敌我力量悬殊。因此为联合跟清王朝处于部分对立的立宪党人，以扩张革命势力，不得不采取“因利顺导以侠其机”的办法，（33）其用心是十分良苦的。
其实，在武昌起义暴发后希望廉价革命是革命党人表现出的普遍心态。由于武昌起义前对形势估计的失误，未做好坚实的群众工作，包括奉天在内的不少地方革命党人在起义后显得手足无措，缺乏强大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所以无法迅速作出响应，跟不上空前高涨的革命形势，企图利用立宪派的声望和地位，因而表现出廉价革命的特点。蓝天蔚的和平革命方案正是在帝制势力的重围、外国侵略者虎视耽耽的外部环境下取得廉价革命心理的切实反映。这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常会采取的行为，不足为怪。也正是由于清廷的故作让步、资产阶级先天软弱和处于日益浓重的妥协氛围里，蓝天蔚等人的行动与革命风暴的迅疾不相合拍，从而给人产生“立宪派”错觉。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蓝天蔚等人在武昌起义后一再从政治上给予革命派以声援，在军事上积极行动以牵掣清政府，给予革命派以支持，并始终把矛头直指清王朝与袁世凯，由兵谏发展到进通北京、策划独立响应革命，给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以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他们提出兵谏的立宪要求是在北方特殊地城里施行缓和策略以推翻清王朝的一个重要步骤。蓝天蔚参加辛亥革命是有很深厚的思想基础的，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始终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至于他在与清王朝作斗争中有些优柔寡断，不够果断坚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的、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决不能有什么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