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兵谏”的出现，既有立宪派的预谋，也是革命形势之所迫。武昌起义不久，北京、天津、奉天的革命党人，纷纷秘密集会，准备联络新军将领，响应革命。东三省革命党人商震、张榕等人主张策动蓝天蔚与张绍曾联合响应革命党，先在沈阳独立。适张来电约商赴滦，于是由商震及第二混成协参谋李德瑚应约往滦。并由奉天时报馆联名具函，代表同盟会及地方同志会与张秘商，提出三项策略，希张实行：
（一）率所部经冀东直攻北京；（二）进占天津附近，与吴禄贞军联合。宣布直隶独立；（三）以上两策不能实行，即速回沈阳，与蓝天蔚共同独立。但张犹豫不决，只电奏“改革政治”（24）。商震、李德瑚联络张不成，遂同回沈阳。但是，张绍曾、蓝天蔚在政治上通电宣言，痛斥清廷，在行动上一再拒绝领兵南下，截留军火，反对皇族内阁及袁世凯等，无疑都是对武昌起义的有力声援，给清朝政府和袁世凯以沉重打击。这也表明，张、蓝的脚步踏上了革命的边缘。张、蓝新军中的革命派李志、王金铭、冯玉祥、施从云等人，自从张绍曾发表第一次拒绝南下的宣言后，也建议张、蓝“由滦州即行起义”。俟截运军火后，他们代表革命官兵更加积极地要求张绍曾立即率众起义，响应革命。革命党人陈之骥“二次又同蒋作宾前往商请(张绍曾)带兵入津”（25）。在这种情况下，张绍曾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民主派的行动了。这是张绍曾政治立场的转折关头，他不得不认真考虑。据史料记载，当革命党人建议发动起义时，“张初亦慷慨激昂，跃跃欲试，兵士均集车上，燃火待发。张到站，临上车时，手握车杆，一脚踏车磴，一脚踞平地，徘徊多时，仍自转身跑回司令部”去了（26）。这时，张绍曾军内参加革命的人很多，纷纷活动起来；面对这种形势，张坚持主张“先向清室陈述国是意见，如不采纳，再行发动”，对清政府仍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27）。当时蓝天蔚对起义也“力为阻止”，“诚恐急则生变，事无成功，不如因利顺导以俟其机”（28）。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绍曾、蓝天蔚在革命高潮时期的政治态度正如他们的双脚，前脚已经踏上革命的列车，后脚却仍然停留在立宪派的基地上，担心革命会带来外国干涉，带来破坏。他们既反对清廷镇压革命，也不同意革命推翻皇帝，仍然幻想通过合法运动来实现立宪党人的夙愿。当张绍曾被解除兵权时，革命派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又一次率众说服张绍曾，向张晓以大义，指出“立宪军之面目，业经破产”，只是请求立宪是达不到立宪目的的。清廷颁布十九信条，也只是一个骗局，如按清廷命令行事，将是助纣为虐，“与其服从清命，不如整我旗鼓，直指燕京，脱离二百余年满清之专制，恢复我四万万汉人之主权”，希望张当机立断，采取革命行动（29）。可是，张绍曾不仅没有从立宪派的酣梦中觉醒过来，反被清廷颁布的宪法信条所迷惑，并不胜“感泣”之至，认为朝廷已“与天下更始”，“兵谏”的要求已经达到，完全宪政即将实现，再也不存在“如不采纳，再行发动”的问题，因而拒绝革命派的忠告，驯服地交出了兵权。张绍曾虽未去长江一带，但却奏请“开去差缺，回津就医（30）。
吴禄贞在组织“立宪军”的秘密计划被人窃走后，感到形势十分紧张，不能在滦久留，立即折回北京。当时吴禄贞的好友、载涛的部下军咨府第二厅厅长冯耿光曾“偕吴同车”到达军咨府。据他说，吴禄贞与“涛深谈数时之久”，达成“倒袁”的“相同”意见后，于当夜（十一月三日夜）出京，经保定回石家庄（31）。
石家庄系京汉、石德、石太铁路的交会处，扼住清军南下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各派争夺的焦点。清廷奕勖之流当然不会允许吴禄贞在此久留。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独立，举阎锡山为都督。十一月四日，清廷即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并令其迅速接任”，其目的是为了使吴禄贞西进太原，以解除京汉铁路中段的威胁，同时也企图让吴禄贞与阎锡山火并，使两败俱伤。当时载涛、良弼和吴禄贞都认为，“亡清必袁”，打算以吴所统第六镇扼京汉铁路中段，阻袁北上（32）。因此，吴禄贞当然不会让出石家庄。
吴禄贞到达石家庄后，十一月四日晨，便在石家庄车站截运了北京运往汉口袁世凯军队的粮食、枪械和弹药，并且电奏清廷，发表了一个痛斥荫昌，要求切实停战，态度颇为强硬的声明。
电文首先严斥袁世凯的大将荫昌在汉口前线“督师无状”、“逢迎助虐”、“焚烧掠夺、惨无人道”，要求朝廷“饬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对荫昌、冯国璋“严行治罪”。并要求朝廷“速定政见”，立即行动，否则激怒将士，“一旦阻绝南北交通，而妨害第一军之后路，则非禄贞所能强制，是非利害”，希望朝廷认真考虑。这是一道最后通牒似的檄文，措词尖锐，把矛头直指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已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吴禄贞控制石家庄，使袁世凯不能到京，如果吴禄贞进而控制北京，袁世凯的满盘计划即成泡影。有吴无袁，情势显然。因此，吴的行动必然遭到袁世凯的疯狂反扑。原来载涛、良弼一派，只想借助吴禄贞之手打击袁世凯，现在吴禄贞在“劾荫”电文中竟对革命派公然表示极大的同情，宣称“夫革命之所以敢冒不韪、赴汤蹈火不辞者，固欲求国民幸福，而非甘心与国家为难也”，在行动上又截运军火，急谋夹逼北京，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做也是载涛、良弼一派所不能容许的。他们感到保住大清统治已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因此，满清新旧权贵与袁世凯在惊恐中抱成一团，对吴禄贞怒目而视，急欲拔之而后快。
吴禄贞为了尽快地完成进逼北京的计划，采纳了革命党何遂等人的建议，十一月六日午亲赴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进行会谈，求得山西革命军的合作。会上，吴禄贞斥责了袁世凯的阴谋诡计，说明组织联军“早到北京”以打破袁世凯的阴谋的意义。阎锡山完全赞成吴禄贞的意见。于是组成“燕晋联军”，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联军副都督兼副司令（33）。吴禄贞一面电奏清廷，说已“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34），试图麻痹清廷；另一方面，吴、阎商定，将晋军全数于十一月七日凌晨调至石家庄，“声言赴武汉助战，抵石后再行宣布反正，南断黄河桥，以杜清第一军后路，东与第二十镇联合，两军直捣北京”（35）。又派王孝真奔赴武昌，请黎元洪等派兵“直捣汉口清军之背”（36），使袁军腹背受敌，致袁以死命。
晋燕联军组成后，吴禄贞于当日晚又急忙赶回石家庄，随即电告张绍曾已“联晋” “共图大举”，“希协统动作，以践前约”（37），只等数小时后晋军到石，即行发动。吴禄贞的这一行动与决定，极大地鼓舞了石家庄的革命派，他们久已盼望和多次要求的革命起义即将成为现实，无不怀着过节的心情，整装待发。吴禄贞的这一行动，又把石家庄以至整个华北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推向新高峰。
吴禄贞策划进逼北京的进程，就全国形势来说虽然是保守的、迟缓的，但对清政府和袁世凯都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而反革命对他的暗算加快了步伐。就在这成败攸关的时刻，吴禄贞被兴奋、自信和预计即将到来的胜利所陶醉，放松了应有的警惕，以致功败垂成。
十一月五日，“已被吴禄贞免职的协统周苻麟受袁世凯的指示，自彰德来石家庄”；天黑时，“担任清廷交通职务的陈其采受良弼的使命从北京来”（38）。周、陈在石家庄会合后，举行秘密会议（39），决定用重金收买吴禄贞的骑兵营长兼卫队长马惠田等人，准备对吴下毒手。当时革命党人何遂、孔庚等曾几次报告吴禄贞，“危险!要警惕!”但吴禄贞却不加警惕。十一月七日晨一点半，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办公室筹划未来时，受到暴徒的突然袭击，惨遭杀害，身首异处。参谋长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同时殉难。
吴、张、蓝在滦州曾密议决定，吴、张夹击北京，蓝天蔚“驻兵关外，以作后援”。会后蓝天蔚即回奉天，积极联络革命党人张榕、谘议局长吴景濂等人，准备占领奉天，“驱逐赵尔巽入关”。因谋事不密，被赵尔巽探知。十一月十一日，正当蓝天蔚准备武装占领总督府和军械局的时候，被赵尔巽骗人都署，命其“只身引退”，夺其兵权，奉天起事也宣告失败。十一月十四日，蓝天蔚也接受清政府赵尔巽的免职，被逼往江南去进行所谓考察。震撼一时的“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组织联军进逼清廷的活动至此结束。
三、梁启超的政变密谋
武昌起义爆发后，作为北方新军将领的张绍曾、蓝天蔚及吴禄贞，为什么会发起“滦州兵谏”及组织“立宪军”，北扼清廷、南抚革党？他们的行动如此大胆却又有一定限度，他们挥戈北向却又不肯响应武昌起义，这是为什么？揭开幕布，站在“士官三杰”后台的却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组织“立宪军”的活动，都是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影响及具体指导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