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
——辛亥年梁启超的政变密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华北地区出现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领导的“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策划以武力逼迫清廷革新政治，尽管它们都很快归于失败，但在当时革命高潮中却是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些历史著作说吴禄贞是革命党人、民主主义者，而大多数史书则回避“滦州兵谏”及张、蓝、吴的有关军事行动。怎样评价“滦州兵谏”？张、蓝、吴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如何？吴禄贞到底是不是民主革命者？的确是辛亥革命史中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一、辛亥革命前“士官三杰”与各方面的关系
蓝天蔚、张绍曾和吴禄贞在青年时代，同受清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三人在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不仅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被称为“士官三杰”，而且彼此“深相结纳”，关系极好（1）。当时的日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立宪派交相影响和激烈论战的场所。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蓝天蔚、张绍曾和吴禄贞既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又受到梁启超的熏染。他们三人的思想和行动，时而与革命派站在一起，时而又与立宪派呼吸与共；从某些迹象看，他们似乎是“民主革命者”，从另一些迹象看他们又是立宪派的积极追随者，情况颇为复杂。但是，我们通过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士官三杰”的行动主要受着立宪派的支配。
张绍曾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陆军贵胄学堂监督。贵胄学堂监督。许多满族少年权贵如海军大臣载洵等，都是他的学生，加上他为人稳健，因此，受到清廷重用，署理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与满族权贵之间有一定的感情。另一方面，张又不满于封建皇族专制，要求立宪，同情革命，因此，在他统辖的第二十镇中，由革命党人组织的武学研究会得、以存在和发展。政体模式的彷徨求索61贵胄学堂监督。许多满族少年权贵如海军大臣载洵等，都是他的学生，加上他为人稳健，因此，受到清廷重用，署理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与满族权贵之间有一定的感情。另一方面，张又不满于封建皇族专制，要求立宪，同情革命，因此，在他统辖的第二十镇中，由革命党人组织的武学研究会得以存在和发展。
蓝天蔚在“士官三杰”中是比较激进的一个，与梁启超的联系较为密切。他自日本归国后，“张之洞授为统带官兼任湖北将弁高等师范教员，黄兴、钮永建等皆出其门”（2）。蓝与革命派的联系也较多。
吴禄贞从他开始参加政治运动时起，就受到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方面的牵制与影响。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才满20岁的吴禄贞血气方刚，怀着“爱国忠君”的热忱，参加了“自立会”，追随立宪派唐才常的勤王军。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虽然在日本就学时，“尝至横滨谒孙先生文，听其革命理论，故其革命思想受孙先生启导之处极多”（3），归国后又参加了华兴会、日知会，资助过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科学补习所，但不能说他自此以后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派主张共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因此，在清朝末年，反满与否，就成为区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重要标志。立宪派力斥“反满”，吴禄贞也不例外。他说：“种族革命之说大倡，将授满人以间，蒙回必合满人以角汉，兵连祸结……以汉人倒满，无不胜；以汉人角蒙回满，则无不败!”并说“黄克强生长南方”，不了解北方情况，指责黄兴的“排满”之说（4）。有的同志，在引用了吴禄贞的这段言论之后评价说，吴禄贞的这种观点，“敢于扬弃当时颇为流行的带有狭隘民族偏见的所谓革命排满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果吴禄贞在反对“排满”的同时，又主张用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府，那才真正是扬弃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可惜吴禄贞并非如此，他直到临终也没有抛弃“拥护清室”的旗帜。
在“士官三杰”活跃的清朝末年，各种矛盾交织，不仅十分尖锐，而且异常复杂。有革命派、立宪派同清王朝的矛盾；革命派、立宪派同袁世凯的矛盾；革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又有袁世凯同清王朝的矛盾以及清室权贵之问相互倾轧的矛盾等等；就革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与斗争来说，情况亦颇为复杂。在国外，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但是，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他们在是否推翻清王朝的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但他们一致反对卖国政府，在争取民主权利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相互接近之处，特别是在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中，革命派成为立宪派的追随者。由于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其矛头直接对准清王朝，革命派又试图推波助澜，把上述运动引向推翻封建王朝的轨道上去。因此，革命派不仅追随立宪派，而且想争取与立宪派联合，达到革命之目的。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不仅没有不相水火，而且相互交融，十分接近。
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活动的。他们与革命派虽有原则分歧，但联系密切；同时，他们又与禁卫军统制良弼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暗通声气，来往频繁。
1906年，清政府下令通缉宋教仁，吴禄贞曾通过吴昆送给宋教仁五百元，促其由海参威转赴日本。1908年，熊成基在安庆之役失败后逃往东北，吴禄贞先后筹集一千余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5）。
1907年春，宋教仁以创办实业为名发展同盟会会员，在奉天成立辽东支部。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曾任辽东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奉天，由于立宪派与封建官僚的矛盾比较尖锐，形成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联合局面（6）。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都是新军军官，握有兵权，喜言革命，特别是张绍曾，“高自期许，常迎合革命者心理，大言不惭，一般党人明知之而又思利用之（7）。这样，就使许多革命党人抱着争取和团结的愿望，围绕在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的周围，在其领导的新军中进行活动。陈之骥在《北地见闻散记》中便根据吴禄贞与革命派的这种关系，说“吴禄贞原是北京方面革命党的首领”（8）。这不是一个经过全面考察的结论，它既忽略了吴禄贞等在“革命排满”问题上的根本反对的立场，又没有看到他们与梁启超和良弼之间的关系。
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对维护反动统治所采取的策略的不同而分为新旧两派，彼此斗争十分激烈。旧派的奕劻、载泽、盛宣怀等人，坚持铁路国有，反对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开放党禁，他们与袁世凯有较深的关系，武昌起义爆发后，奕劻又建议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新派以载涛、载洵、良弼为首，主张开放党禁，改革政治，缓和与立宪派的矛盾，反对袁世凯东山再起。当时，由于吴禄贞主张改革政治，“所有旧派对于吴敌视”，而“新派则利用之以打击旧派”（9）。因此，吴禄贞等就成为载涛、良弼一派拉拢、利用的对象。
吴禄贞与良弼是留日士官学校的同学，平时以兄弟相称，关系颇为密切。良弼系“满洲人，以禁卫军统制而参议军咨府，军咨府大臣倚为谋主者也”，在清朝政府中的权势比较大。由于清廷内部派系斗争日烈，袁世凯勾结皇室亲贵老臣奕劻、荫昌等人压制载涛、良弼一派，因而以良弼为核心的满族少年亲贵对袁世凯深为猜忌，与“陆军部尚书荫昌不协”，于是对吴禄贞更加亲近，妄图扶吴压袁，壮大自己的力量。吴禄贞由于良弼的庇护和营救，免于陕甘总督升允指为“康党”所带来的杀身之灾，又由于良弼的推荐，得以就任第六镇统制，与良弼友谊最笃，“意气相投”。因此，吴禄贞不管如何“喜言革命”，终不能摆脱良弼的羁绊。良弼要求吴禄贞“尊主庇民，何必革命！”“禄贞唯唯”，表示赞成（10）。但毕竟吴禄贞还“喜言革命”，加上许多革命党人围绕在他的周围，这就使良弼之流对他又不十分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