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足”者如：
对于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首义成功的诸多原因缺乏科学的认知，错误解读李书城先生（1882—1965）《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首义》一文（《光明日报》1961年10月8日第二版），竟称“李书城先生认为”，余诚的“建树就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的四大原因之一”，这就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啊！
(二)钻研精神上的“不足”
这个“不足”，其实就是“懒”。
如，还是为《二月二十六日夜泊叶家滩风雨大作中宵不寐念中州诸人作小诗三首》出注，我不细想，便轻率地断言该组诗“清楚地表明了余诚和余祖言两人与河南诸同志亲如手足的关系”，又铸一错。
事实上，该组诗与余诚并无关系。诗中“吾家有弟得联名”，指的是余祖言的另外一位族弟兼学生、共进会会员余万卿（1886—1930）与河南省的革命同志义结金兰，同舟共济。本来，稍加考究，就能正确解释此诗，可就是慵惰成习，以为拍拍脑袋就能解决问题。待到发现“弟冠兄戴”之时，又是一番追悔莫及。
又如，在长诗《弔田梓琴》中，余祖言有条原注：“某经师通电当道，毁总理（孙中山）。君（田桐）以书止之。” 同样由于懒，不愿深入钻研，我径注“某经师，不详”，一过了事。后经友人提醒，方去图书馆查得民国当年原始资料，始知“经师”乃太炎先生也。
凡此种种，都反映出我实在缺乏钻研精神、只想吃“现成饭”的懒汉思想。
史学大师陈垣先生（1880—1971）治学严谨，倡导“竭泽而渔”，我们能否学其万分之一呢？
(三)思想态度上的“不足”
如果说，知识积累上的不足和钻研精神上的不够，尚需时日和精力加强补救之，那么思想态度的不端正和思维方法的不正确，补救起来则要艰难得多。这并非“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写篇把文章”的事情。
试举一例。清末留日，若系公派，则官方在该生出国前便有明确的规划和限定，且在留学期间又时时有监察考稽，比较容易寻到直接证据或旁证。余诚自费留日，究竟上的什么学校？我们至今仍不知道。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具体在什么学校与什么重要的人物交往、从事什么活动等等)实在不易评估，存疑即可。但是，旧作中却写成了“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询其根据，回答竟然是“猜想的。因为‘早稻田’最有名啊！”如此虚构，自然误导了不少后来的二、三手作者。尤其是，常见有作者喜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一标准而漂亮的句式，更让人感觉着是在戏说演义了。
又如：余诚的祖父参没参加太平天国的部队，对余诚一生的革命经历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本无证据。但是，为了塑造“高、大、全的革命形象”，仅凭《余氏宗谱》上记有咸丰甲寅年（1854年，太平天国部队进占麻城期间）余诚的祖父“被虏”二字，就臆言他“参加太平军”、“入川”，并且据此演义出余诚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祖父参加革命军的“生平”和“洪、杨反清事迹”，使余诚“从小就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云云。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解“文革”文风的人，一看便知，这正是流行于那个时期的“革命的”写作手法。
这类问题，因为不是“无知”和“懒惰”所造成的，而是为了顺应某种风向形势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为之”，所以恶劣。(窃以为，其事固然恶劣，但作为底层的小人物，其境可哀，故其情，似亦可谅？)
三
顾炎武先生有个很重要的观点——“文须有益于天下”。
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之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
如今，我和许多辛亥后裔一样，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一点文史资料，又自愿走进学习辛亥革命史的队伍，整理它们，以奉献于世，客观上也就参与了铸造辛亥革命文化“铜钱”的活动，因之下笔之前，一字一句，不可不慎。
我年逾古稀，不论生命何时停止，能“做”（读书写字）一日，就要学做一日“采铜”的人，而绝不能做砸宝的人。一定要向顾炎武先生所教诲的那样，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因此，有生之年，我除了要继续整理编辑先祖遗稿，还准备拿出相当多的时间，重新检核过去所写的文字，将那些“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荡除净尽。
学研历史，尽其所能“还原”历史，本来就不能看“季节”，搞“双抢”(抢种、抢收)，我愚鲁浅陋，更不谙“多、快、好、省”，宁愿“十年磨一剑”，也不敢“一年磨十剑”。九九归一，还是本题的意思：老实去读书，学做“采铜”人。
谢谢大家。
【说明】：本文原载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纪念蓝天蔚将军逝世九十五周年座谈会文集》，2016年4月8日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