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习，努力做一个“采铜”的人
——在《纪念蓝天蔚将军逝世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
瞻仰“蓝展”，喜获《蓝谱》，此次来到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求学请教，收获多多!
不论是纪念馆的全体干群，还是蓝天蔚先生的多位后人以及筹办此次活动的所有同志，都为我们树立了“守望历史，陶铸国魂”的好榜样，相信多年以后，我们大家仍然不会忘记这次极有意义的活动。
衷心感谢组织者给了我在此发言、以进一步受教的宝贵机会。
虽然久闻蓝薇薇同志研究辛亥史、尤其是潜心专治蓝天蔚先生生平考证，多有斩获，现在看到她取得了如此令人钦羡的重大成果，仍不免欣喜万分，百感交集。我们湖北人常常喜欢说：“人在做，天在看”。天道酬勤，人道酬诚，千真万确!
相比之下，我学辛亥史，走的弯路多、失误多。客观原因固然可以扯出不少，但根本的原因是主观上动机不够端正，学习态度很不踏实。因此，不彻底改弦易辙是不行的。
我发言的题目省略了主语，完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须认真学习，“我”要做个“采铜”的人。
什么是“采铜”的人呢？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史学家家顾炎武先生（1613—1682）在写给别人的信里，用铸钱作比喻，指出有人治学态度不对：
“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之十）
显然，所谓“采铜”，就是不畏艰难，深入“铜山”，挖掘、鉴别和善用“原矿”资源，从事开创性的劳作，为当世和后人留下值得留下的东西。
二
2010年，一位辛亥后裔对我说:“明年辛亥百年大庆，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写书，你怎么不写！”
我孤陋寡闻，此前真不知“家家户户”都在写书。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祖辈或父辈参加过那场革命的人来说，辛亥那个“零年”咱没赶上；第二个“百年”又肯定捱不到；只有当下的这第一个“百年”，有幸躬逢其盛。不论我们用怎样隆重热烈的方式纪念她、歌颂她，都不为过。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于是勉为其难拼凑了几篇“豆腐干”似的文章，连同家族中数人的旧作，先后交付刊出，算是挤到了“家家户户”的旁边。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波“百年出书热”，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它为宣传普及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教育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输出了正能量，产生了好影响，相信今后它还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百年出书热”也有它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足”主要出自不是专门研究近代史的作家、编辑和辛亥后裔之手（当然，不是说专门家就没有“不足”。恰恰相反，不仅有，而且有的“不足”还很不靠谱，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套一个用滥了的比喻，统计地看，“鹰毕竟是鹰”，尽管有时比鸡飞得低）。
以下仅以我和族中数人在研究辛亥革命先驱、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1884—1910）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远非全部）失误和教训为例，浅探“不足”的缘由，希望来日教训能起作用，失误尽量少有。
(一) 知识水平上的“不足”
小“不足”者如：
辛亥年腊月 [ 1912年1—2月 ]，中华民国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兼河南安抚使刘仲文先生（1881—1920）率领所部，从武昌出发经汉水向襄阳挺进，兵船路过潜江县境内的小码头叶家滩，刘的秘书兼河南安抚使政务官余祖言先生（1873—1938）有诗《二月二十六日夜泊叶家滩风雨大作中宵不寐念中州诸人作小诗三首》记之。我在文章中注曰：“‘叶’，疑应为‘聂’。”理由是我在多份地图上都只查到了一个叫做“聂家滩”的小码头，而“叶家滩”者，踏破铁鞋，毫无踪影。
后读高仲和先生的《北征纪略》，有“傍晚行至叶家滩”语，方省小子无知妄言，但白纸黑字已然公之于众，愧悔莫及。
中“不足”者如：
众所周知，汉语中的“中国”一词，历来就有多种含义。祖言先生生于晚清，行文惯用古语，在《志士余仲勉传》中记述余诚“倾家东渡”后，“尽力结合中国湖北黄州等会”云云。考虑到余诚的家庭定居河南多年以及他本人曾与河南省的革命同志并肩战斗的经历，这里的“中国”，显然指的就是“河南（省）”，而“中国同乡会（馆）”，就是“河南同乡会（馆）”。
可叹我们的知识太不足，错误地将该文这里的“中国”理解为“全中国(各地)”，将原文释作“加强黄州同乡会和湖北同乡会组织，继而广泛联系各省和海外同志”，这就真如顾炎武先生所言，既“舂剉碎散”了原宝，又铸造出了“粗恶”的新钱，并且贻误他人，使得此后许多作者一字不改地袭用这一说法，从而完全忽视了余诚以河南籍人士的身份参加该省革命党人的活动，并任《河南》杂志主笔（之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