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领义勇军打下日本战机
辛亥革命网 2015-09-23 09:02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郭春光 查看：
壹
我父亲郭景珊是1901年生人，老家在辽宁省台安县新开河镇马家窝堡。父亲原名叫郭景山，参加抗日队伍后，把名字改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念过四年私塾。 14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困难，父亲只好辍学到地主家扛活，当半拉子（半工）。 16岁时，父亲参加了奉军，“九一八”事变之前，父亲已经成为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东北军中级军官。
“九一八”事变对父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东北的大好河山就这样沦陷，他非常悲愤。父亲认为，身为军人，就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他的拜把子兄弟唐聚伍来到桓仁，两人志同道合，联手举起了抗日大旗。
父亲去抗日，不仅自己去，还动员家里人和朋友一起去。我家有13口人参加抗日。父亲与唐聚伍带着队伍组成了“辽东自卫民团军”，在东边道开展抗日斗争。
1932年10月中旬，日军在基本上剿灭了东北其他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后，聚集了4万多精兵和汉奸队伍，动用了飞机、大炮、装甲坦克、轻重机枪等重武器，围攻东边道的各路自卫军，因为缺少武器、弹药、粮食，自卫军很快就被打散了。
唐聚伍在蒙江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形势后认为，因弹尽粮绝无法补充，又没有有力的援助，必须避开敌人的锋芒，减少伤亡，保存实力，一部分兵力要转移到热河，大部分人留在原地上山打游击。父亲承担了带队撤往热河的任务，王凤阁、李春润、邓铁梅等将领要求留下，唐聚伍带领20多个总司令部人员化装进了北平 （今北京）。父亲带着自卫军将士，突破层层围剿，昼伏夜行一个多月，边走边打才到了凌源县，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
贰
父亲将队伍交给了参谋长王铎整训，自己前往北平找唐聚伍。唐聚伍和父亲很快就见到了张学良，并向张学良汇报了东边道的抗日情况。张学良拨了军饷、武器、军事物资。朱庆澜将军告诉父亲和唐聚伍，他们所带领的队伍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任命唐聚伍为总指挥，父亲为副总指挥。
父亲回到凌源后，很快就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其中包括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每次战斗都非常惨烈。日伪军的武器先进，军需充足，义勇军则缺衣少粮，缺少弹药，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义勇军在撤退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1933年2月，以朱庆澜将军为团长的慰问团来到热河，慰问了以父亲为三军团代总指挥的三军团将士，我们家保存了当时的慰问照片。
1933年5月31日这天，熊斌和冈村宁次在塘沽签署了停战协定，被称为《塘沽协定》。《塘沽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它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
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各路抗日义勇军失去抗日的出师之名。蒋介石命令解散抗日义勇军，父亲带领的三军团被编入庞炳勋的四十军。国难当前，却不能抗日，父亲并不甘心。后来，唐聚伍与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可恨的是蒋介石又把同盟军解散了。父亲被迫离开北方抗日战场，举家去了河南，去寻找东北军。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促成了，但张学良被软禁起来，东北军没了主帅，父亲虽然带着一部分东北军，但却没有办法上前线。为了抗日，父亲与共产党联系，结果遭到国民党的抓捕，一家人隐姓埋名，直到日本投降，才重新回到沈阳。
叁
我家的亲朋好友有20多人参加抗日，父亲能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带领大伙儿活下来，和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子弟兵，我的堂兄们总是在战场上最服从命令，护着他们的幺叔——我的父亲。
父亲的战绩有很多。“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东边道地区展开激烈的抗日斗争，攻城拔寨，扒铁路、炸桥梁，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和电话线，抢夺敌人的军火列车和仓库，补充武器，到处打击日伪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收复了东边道21个县，控制了14个县。
我父亲指挥的第七路自卫军将士在临江县的八道江与敌人激战时，一名战士用机枪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两名飞行员当场烧死，父亲拿出自己的钱奖励了那名战士。这些事迹都是有据可查的。1932年9月10日出版的《华年》杂志中记载的本周大事记第一条就是 “义军两度猛攻沈阳”，其中提到“第七路司令郭景珊”和其他将领一起进攻沈阳大南边门。
父亲抗日，遭到日本人的报复，我的八堂兄郭春甫跟我说过，当年奶奶和我大哥都被日本人抓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