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与早期黄埔军校的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24-06-03 09:22 来源：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网站 作者：李明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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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共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军事学校。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迅速发展，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中坚力量，直接推动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消除军阀、统一全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早期黄埔军校内部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过去学术界多集中于揭示国共两党在实现合作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和分歧。[1]笔者以为对这种给中国革命带来深远影响的国共两党在军校思想意识差异性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仅关注国共两党的分歧这一点是不够的，这样不能够全面地反映早期黄埔军校的原貌。事实上，军校的意识形态领域内部还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个人主义、非基督教运动等思想斗争。[2]本文将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探讨早期黄埔军校发展中的国际主义因素，深入剖析国际主义思想对早期黄埔军校发展的影响。
一、黄埔军校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源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晚年创立的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国际主义因素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取向为黄埔军校奠定了国际主义思想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领导着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约法，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他还是一位世界伟人，“他把自己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不仅使其思想和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从此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 [3] 他从事中国革命以来一直都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眼光，将中国的革命放入世界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既注重利用强国的力量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又坚定地站在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孙中山与菲律宾的彭西、越南的潘佩珠、朝鲜的朴泳孝、俞吉清等地各国革命志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孙中山在帮助菲律宾革命者运送军械受阻后，在征的彭西将军的同意后，用于支援中国的革命斗争。这是中菲人民友谊的见证，是国际主义思想实践的典范事例。
晚年，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提出“吾人之大亚洲主义”的思想，主张建立一个平等、友好的亚洲大同盟。[4]另一面，孙中山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晚年开始把目光从帝国列强投向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黄埔军校又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始终以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者自居。1927年4月6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在演讲中向来宾谈及军校的指导思想。“你们来参观黄埔军校，要知道黄埔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不过黄埔学校是总理孙先生创办的，是表现孙先生精神，实行孙先生主义和政策的”。[5] 政治部教官张秋人在欢迎直隶省党部代表和中央妇女讲习所女生的谈话会上表示，“本校之历史及特点与其他军校不同，在于除军事教育外，还有政治教育，并有先总理所遗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拥护农工的真正精神。”[6] 黄埔军校继承了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也就继承了其思想理论中的国际主义精神。1927年3月14日，政治部主任熊雄在接见美国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时说，“这个学校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参观的，然而世界各国军政各要人，平时对于我们的革命行动，极端反对的，为什么竟联袂结伴都要来本校参观呢？……因为革命工作，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的。又因为本校是中国被压迫民族办的，是公开的训练武装革命青年的地方，更不怕任何人探视。有此关系，因之，我们同各国来宾谈话都发生很好的影响。同我们革命表同情的自然要与我们以帮助，就是不同情的也可感化许多。所以他们之将黄埔情形传播出去，世界上被压迫的民众乃彻底明暸黄埔学校是革命人才的训练场。”[7]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继承了孙中山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掩饰地宣称黄埔军校是中国为被压迫民族办的，希望世界上的被压迫民众了解黄埔军校的宗旨。
黄埔军校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合作兴办的一所新型的政治军事学校。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成为黄埔军校的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列宁进一步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结合出来，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理论。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提出要“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8]因此，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剥削。列宁的带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色彩的殖民地理论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黄埔军校也是这种国际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早期的黄埔军校也因此在苏俄的国际主义支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苏俄的国际主义援助与黄埔军校的发展
黄埔军校是以苏俄的红军为模范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军事学校。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指导下，从本身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出发，苏俄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苏俄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成功典范。军校的创办者十分注意考察和探索苏联红军成功的秘密。早在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前往苏联时就全面详细考察了苏俄红军的各项制度，并给苏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16日，该代表团在苏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访问了苏俄红军第144步兵团。“代表团参观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馆、机枪小队、什物仓库（军服）、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代表团员成员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并对丰盛可口的食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菜肴表示赞赏。”[9]杜霍夫斯在他的札记中评述该代表团一行：“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参谋长，曾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他对我们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10]苏俄陪同人员卢果夫斯基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部主任的书面报告写道，“蒋介石将军主要关心军事组织、行政管理机构和技术装备的情况。代表团的第二负责人则关心政治工作、日常生活和纪律问题。其余人表现得有些漠不关心，但对团里的朴素生活、坚强的组织和相互关系也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11]
苏俄红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给军校创办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军校成立之初，孙中山就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实行党代表制度，加强党对军校的思想领导和管理。“本校系党立之军事学校，创办之日，总理即任命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对于党务异常重视。”[12]为切实深入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黄埔军校专门设立政治部，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治训练为本校之特点，本校之所以异于其他军事学校者，即在于此。盖本校系党立之军事学校，为本党革命的大本营。本校之学生不仅教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冲锋陷阵、杀敌致果之本领，尚须教其认清敌人、辨是非、明利害、知礼义、尚廉耻，要而言之，即贯输学生之政治常识及本党主义而培养其革命之精神，实现明耻教战之古训。故有政治部之设立”。[13]随着周恩来、熊雄等共产党人进入政治部，负责各项工作，黄埔军校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大大地加强。同时，苏俄式的政治话语、宣传词汇、革命化的思维方式、理论分析框架和革命斗争哲学也被广泛地运用于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成为影响和表达军校思想舆论的重要工具。[14]
第二、苏俄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急需的政治军事人才。军校创立之初，苏俄通过派遣军事干部担任军校的顾问，切实指导军校各项工作的展开。“民国十二年之后，约有六十余名苏俄军事顾问来到广州。此批顾问并非应中国之雇用而来，而是以应邀协助中国革命的志愿者身份来华。……乃苏俄政府应中山先生之请派遣而来的援助项目之一”。[15] 1923年10月初，鲍罗庭作为苏俄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来华后，就推动黄埔军校的筹备和建设。“我还向他们建议开始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11月25日，孙主持下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最终接受了这里提出的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事学校的方案。建校的原则是以营为单位。这所学校区别于同类型学校的地方是它名副其实地设立了政治部。”[16] 1924年1月底，鲍罗庭又“指派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和切烈潘诺夫组成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17] 6月，鲍罗庭“兼任黄埔军校总顾问，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多次会议，积极为黄埔军校调派苏联军事顾问，介绍苏联红军建军经验，推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并重的建军路线，为黄埔学生军和国民革命军争取了大批的军事装备物资。”[18]军校的苏联顾问之间进行了分工，“沃洛佳波里亚克担任顾问组长，主管教务，他和王茂如将军直接办事。我和尼古拉从事学员的队列、射击及战术训练，并同何应钦保持工作联系”。[19]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沃洛佳波里亚克等军校顾问被赋予其他的重任，离开军校，同时，大批新的苏俄顾问源源不断地进入军校军事，从事教学和指导。这些军校顾问“协助学校进行各种教学工作，如军事操练、射击训练、参考各种训练的设计、教练装备军械、使用军械、教练驾驶飞机”等工作。[20]先后担任军事总顾问的巴甫洛夫、加仑将军都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经常听取苏俄顾问的汇报，并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课堂作业与野外作业配合得不够紧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都提出宝贵的意见。
第三、苏俄为黄埔军校输送了大批的军械、物资和资金，从物质上支援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尽管学术界对苏俄援助的军械和经费的讨论很多，争议不少，具体援助的数量和次数都有一定的分歧，但苏俄的军械和经费的援助无疑对军校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作用。[21]由于文章篇幅关系，在此不全面展开，笔者仅就近年来披露出的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对前人的研究作一点补充。1925年5月底，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资助黄埔军校。其会议第2号记录中记载到，“契切林同志说，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8）资助在南方组建两个新的师团和黄埔军校。（9）维持一个老师团以及黄埔军校。指示加仑同志，上述款项为9个月，即到1926年1月1日的费用。”[22]会上，有关部门回答了加拉罕等人提出的关于对援华军械问题的咨询，“隆格瓦同志通报。加拉罕和沃罗宁同志提出发货问题：给广州——配子弹的步枪9000支、机枪100挺、手榴弹1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6架和无烟火药。……我们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1000发的掷弹炮。”[23]这批军械无疑有大部分被分配给黄埔军校及其校军使用。6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除上述（1）条的预算外，在两个月内另给加仑拨款10万卢布资助黄埔军校和一个老的师团。同时要求送上维持学校的详细开支预算。”[24]随着形势的发展，黄埔军校校军先改为党军，后来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苏俄对黄埔军校系统发展出来的黄埔军校的支持依然不减。1925年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25]斯莫连采夫在10月份的报告中提到，“至于广州，计划规定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步枪15000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现时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26]
综上所述，苏俄不仅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建军经验、军事技术、以及开展政治工作制度及方法、而且派遣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亲临一线，指导军校的教学、实践与实战，并从经费上和军械上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尽管这些援助不乏包含着苏俄自身的国家利益的成分，但苏俄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怀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结无疑是促成苏俄对黄埔军校进行全面援助和扶持的重要因素。当然，苏俄对黄埔军校的援助是苏俄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援助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纯仅从高尚纯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民族国家利益同样交织其中。历史的进程之中高尚的理想情操与现实的自我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历史的发展。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们是如何看待当时的历史。
事实上，苏俄顾问身上体现出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确实得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的认可。例如，军事总顾问巴甫洛夫在前线视察落水牺牲后，1924年7月23日，孙中山亲自为其在东郊公园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孙总理及各界人（士）均在灵前致祭。……各团体旗上书有‘为东方弱者而牺牲’、‘为东方民族独立而牺牲’等等字样”。[27]出席了此次追悼会的黄埔一期学生张隐韬深有感触，其在日记中写道“世界社会革命的血钟响了！苏俄的灿烂赤光已经迸到黑暗的中国来了！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已经很高诚的来追悼解放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而警醒中国的无产者来参加到世界运动之中了！这是柯将军的赤诚供献中国民族的结果。”[28]张隐韬的日记来看，其并非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之辈，而是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其对巴甫洛夫国际主义精神的赞扬就代表着对苏俄顾问们在中国发扬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认可和感知。苏俄顾问身上闪耀的国际主义光辉也取得中国共产党广州党组织的认可。“黄埔军校内有国际主义者的顾问，我们的同志享有充分自由去发表政治演说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29]因此，黄埔军校在苏俄的援助下得到迅猛发展，从一个弹丸之地，一跃成为支持广州革命政府的中坚力量。
三、国际主义精神在黄埔军校中的继承与发扬
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地，“要革命，到黄埔”成为流行在革命青年中的一种时尚和口号。“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亚洲反帝国主义的‘圣地’”。革命军事摇篮的黄埔军官学校在校长蒋中正先生的主持下，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的知识青年，到此接受政治的陶冶和军事训练。”[30]黄埔军校也顺应历史时代的潮流，有意识地对外彰显了自身的国际主义的理念，树立自身的国际主义形象，并接纳了大量来自朝鲜、越南等地的革命青年参加军校，接受军事教育。
1926年在宴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出席黄埔军校蒋介石代表黄埔军校致词时表示，“我们联俄意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因为中国问题完全是世界问题，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在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达到世界的帝国注意。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果真打倒了，中国革命方能成功。”[31] 1927年1月初，在与来军校参观的人士的座谈会上，军校代表明确表示“本校之创办，不是为政府，亦不是为任何个人之利益。乃是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求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为全人类求和平。”[32] 1927年3月14日，政治部主任熊雄在接见美国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时说，“因为革命工作，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的。又因为本校是中国被压迫民族办的，是公开的训练武装革命青年的地方，更不怕任何人探视。有此关系，因之，我们同各国来宾谈话都发生很好的影响。同我们革命表同情的自然要与我们以帮助，就是不同情的也可感化许多。所以他们之将黄埔情形传播出去，世界上被压迫的民众乃彻底明暸黄埔学校是革命人才的训练场。”[33] 在介绍生源情况时，熊雄指出“学生方面，大学约占百分之二十，中等学校约百分之六十，其他来自工农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约占百分之二十。我们不分什么国界，只要是被压迫民族的富于革命思想的都可以作我们的好朋友，都可以到我们这里来。” [34]
1927年2月下旬，由英国工人代表汤姆、法国工人代表多里越、美国工人代表白劳德组成的国际工人代表团一行抵达广州，黄埔军校怀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热情欢迎和接待了该代表团，适时地表达和宣扬了军校的国际主义价值理念。《黄埔日刊》连续详细报道了代表团在广州的活动，刊登了多里越、汤姆、白劳德等人的演说词，并且发表了方鼎英、熊雄、杨其纲、张鸿沉等黄埔师生的文章，讨论有关国际主义的政治理念问题。1927年2月23日的《黄埔日刊》刊登了军校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的宣言和方鼎英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35]张鸿沉在文章中着重强调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杨其纲的文章则强调黄埔学生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的意义在于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多里越等人在演讲中肯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36]
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黄埔军校越来越注意利用国际主义的价值理念来扩大对外宣传，塑造一个具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有又关怀人类、解放世界理念的伟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在这种思想理念支配下，黄埔军校招收了大批朝鲜、越南等地的革命青年。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外籍革命青年报考黄埔军校时都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将自己的籍贯登记为东南沿海、东北等省份，造成对外籍学生数量的统计的困难。根据毕业生调查科刊制的黄埔同学总名册的统计，军校早期黄埔军校外籍学生很少，几乎微不足道。在前七期本校（含潮洲分校）学习的学生中：朝鲜籍学生第三期为4人，第四期为24人，第五期为6人，黄埔本校第六期为4人，朝鲜籍在前七期本校学习的学生总计为38人；[37]越南籍的学生第五期1人，黄埔本校第七期为12人，南京本校第七期为2人，潮洲分校第二期1人，越南籍总计为16人；[38]台湾籍学生在第四期、第五期各1人；新加坡籍第五期1人；华侨生在南京本校第七期有5人；另有籍贯不详者第五期17人，南京本校第七期15人。[39]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估计可能比较切近实际。他在谈到第三期学生的生源时写道：“这期毕业生（指第三期）中还有二十五名朝鲜人和十至十五名越南人，这体现了孙中山、国民党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协助邻国人民培养干部的愿望。”[40]
但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到1925年10月，“黄埔军官学校来自东南亚各国的青年如越南、缅甸、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达四千四百余人。这批青年后来成为东南亚各国独立运动的主力。”[41]这与前面两种说法存在差距十分显著的差异。不知蒋永敬先生根据的统计资料是什么？但从熊雄的估计来看，其数目无疑被过分夸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熊雄估计1927年3月份，正是黄埔军校鼎盛时期，“来自工农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当时武汉分校已经开始招生，时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多人，人数并不少于黄埔本校。长沙分校此时招收有1000学生，南宁分校的规模很小，前14期总共才培养1335人，其中第9期为678名， 1927年3月在校学生的人数不会超过这个数目。我们可以粗略估计1927年3月份熊雄发表谈话时黄埔军校（包含分校）的在校学生数量不会超过1.4万人，以20%计算，出身工农和被压迫民族的学生数量不超过2800人，况且，其中还包含大量出身工农的学生。若假设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学生的数量均等的话，那么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学生的数量约900人。事实上，这是黄埔军校的鼎盛时期的估计。1925年10月，黄埔本校的在校学生为第四、五期，共4887人，若加上前三期毕业的1327人，共计6214人。按20%计算，不超过1262人，若均等分配，所谓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学生不超过421人。[42]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历史事实。以朝鲜籍的黄埔学生为例，据当年的黄埔军校教官、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崔庸健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的回忆，清党前夕，黄埔军校有两百多名朝鲜籍学生前往武汉避难。[43]
结语
在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的时代大背景下，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产物，黄埔军校被深深地打上了国际主义思想的烙印。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和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国际主义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这种契合使国际主义能够被黄埔军校所顺利地继承、宣扬和实践，成为塑造军校对外形象的重要话语工具。同时，苏俄政府和来华顾问对早期军校的巨大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列宁等俄国革命家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在华实践的结果，并有力地推动了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
[1] 参见韩国学者裴京汉的《黄埔军校内部的国共对立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黎淑莹女士的《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等文章，多强调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详见李明主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 早期黄埔学生晚年的回忆和当时的日记不时流露出早期军校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少分歧和斗争。如个人主义的问题，肖楚女就为此专门作了题为《个人主义三十六变》的演讲。肖楚女:《个人主义三十六变》,《黄埔日刊》1927年3月22日。
[3] 桑兵 《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66页
[4] 吴剑杰 《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
[5]《执信学校童子军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7年4月7日。
[6]《中央妇女讲习所及直隶省党代表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6年12月14日。
[7]《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7年3月17日。
[8]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1页。
[9] 《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91页。
[10]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情况的札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88页。
[11] 《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91页。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 第6册 第3页。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 第6册 第229页。
[14] 可参考早期黄埔军校《黄埔日刊》、《黄埔潮》等出版物中的相关文章。
[15] 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中正书局1993年版第190页。
[16] 《鲍罗庭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71、377页。
[17] 杨牧《黄埔军校名人传略》（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46页。
[18] 陈予欢《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9页。
[19]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09。
[20] 陈存恭 《黄埔建校前后在华南的苏俄军事顾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黄埔军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406页
[21] 有关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的军械、军需品和经费的研究可以详细参考黄振凉的《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毛思诚的《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及文史资料编委会出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等回忆资料。
[2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624页。
[2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625、626页。
[2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3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629页。
[25] 《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697页。
[26] 《斯莫连采夫对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709页。
[27] 张隐韬 《张隐韬日记》，《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 第9期。
[28] 张隐韬 《张隐韬日记》，《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 第9期。
[29] 加仑《广东军事动态概况》，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学术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
[30] 蒋永敬 《胡志明在中国》，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0页。
[31] 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欢宴大会上之演说词》，原文载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第15号，见陈以沛《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435页。
[32] 《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即沙面日领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7年1月14日。
[33] 《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7年3月17日。
[34] 《世界旅行家福赖奇女士来校参观》，《黄埔日刊》，1927年3月17日。
[35] 本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宣言》、方鼎英：《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第三国际代表及由俄返国同志演讲词》，《黄埔日刊》1927年2月23日
[36] 张鸿沉：《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及第三国际代表后应有的认识和回答他们的话》、杨其纲：《黄埔学生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的意义》，《黄埔日刊》1927年2月23日；多理越：《法国工人代表多理越之重要演说》，《黄埔日刊》1927年2月24日
[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册 第114、224、235~237、224页；
[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册 第235~237、250页；第3册 第 160 页；第4册第269页。
[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黄埔军校史稿》档案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册 第224、235~237页；第3册 第150~152、 160 页。
[40]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08页。
[41] 蒋永敬 《胡志明在中国》，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0页。
[42] 黄埔军校本校及分校在各个时期的学生数目可参考陈予欢的《黄埔军校将帅录》附录二、附录三。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第1778~1804页。
[43]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 第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