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枯寂中醒来的新青年

　　1920年冬，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半之后，瞿秋白在赴俄途中滞留哈尔滨50天，期间他写下系列随笔《饿乡纪程》，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1919年5月的学生爱国运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直到15年后的1935年5月，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获，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临终遗言《多余的话》时，才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俄文专修馆同学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另一总代表是耿济之)，“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政治运动”，依然笼统含蓄，没有细节，缺少实象。其实，五四之于瞿秋白，是重要的思想转折点，他从枯寂中逐渐苏醒，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成长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

　　与瞿秋白本人在记叙五四经历时的“笼统含蓄”不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郑振铎，回忆五四当年的情景，道出瞿秋白何以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并充当“谋主”的情形。

　　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时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

　　郑振铎1917年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校址虽在西城李阁老胡同，却住在东城，经常到东单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看书，便与在东总布胡同的俄文专修馆同学相识，瞿秋白、耿济之等就是在那里与郑振铎成为朋友。

　　5月4日那天，郑振铎并未到天安门加入游行队伍。他在赵家楼附近的住处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蓝布大褂的学生。(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学生》，1946年5月号)

　　瞿秋白这天是否参加天安门集会、游行，至今未见相关史料。参加当天集会、游行的十三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未见俄文专修馆。郑振铎也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事。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代表会议，决定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起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与中等以上各校联系。这时，俄文专修馆学生会便正式加入学生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与耿济之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成为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郑振铎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参加北京学联。学联本部设在北京大学理科马神庙校舍，下设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负责讨论决策事宜，每校选出两人担任评议员。干事部负责执行，委托北京大学干事会代理。

　　北京学联宣告：“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福利为宗旨”，“国权一日不复，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5月19日，学联宣布全市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21日，中学生一律参加罢课。面对北洋政府的威胁和劝诱，学生不为所动，“仍坚持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晨报》，1919年5月23日)。总罢市期间，学联组织学生进行下列活动：每天数百人上街讲演，初在城区，逐渐扩及农村、工厂，以至旅客列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北京学生总罢课，影响所及，山东、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学生纷纷响应。

　　十余天后，北洋政府连续出动军警大肆逮捕上街演讲的学生900人，拘押在北河沿、马神庙等北大校舍。逮捕行动震惊全国，其结果却与北洋政府预料的完全相反，不仅未能把学生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怒全国民众，掀起更大风暴。上海学界、商界先后罢课、罢工，到6月5日，上海纱厂、书局、码头及部分铁路工人开始罢工，规模日益扩大。

　　上海的“三罢”斗争，引发全国爱国风潮进一步扩展。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当晚，下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军警撤离后，被捕学生没有马上离去。他们扣留七名警察，留下两个帐篷，作为揭露当局摧残民权的人证物证。6月6日，北京学联通电全国，严厉谴责“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视人道，……皆政府纵使之”，要求政府处置军警，呼吁同学“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1919年6月8日)

　　在京城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郑振铎等始终坚持斗争，毫无畏惧，机警应对当局的迫害。

　　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跟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

　　——郑振铎《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大转折，在瞿秋白一生中也是一大拐点。在此之前，是他人生的“枯寂”期，此后则是他思想“变动”期的开端。

　　枯寂苦闷中的思索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大运河畔青果巷八桂堂的天香楼。常州号称财富之区、人文渊薮。瞿家是书香门第，代代有官，八桂堂是他叔祖父瞿赓甫(时任湖北布政使)的豪宅，由他父亲瞿世玮代管。世玮喜画，好黄老之学，母亲金衡玉是名门闺秀，知书文诗词。受父母教诲，少年秋白喜爱文史、诗词、书画、篆刻、音乐，刻苦读书。五岁入私塾，学习古文经典。随后入常州冠英小学、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欧化教育，课余读维新和革命书刊，吸纳新知识，接触新思想，中西兼收，新旧并蓄，开始追求“名士化”，做文学少年。辛亥革命爆发，曾经令他一度兴奋，说是“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袁世凯恶政，使他愤慨，竟在十月十日国庆日挂起书写“国丧”的白纸灯笼。这一年，他只有13岁。

　　不久，家道中落，迁居数次，最后住进瞿氏宗祠，以典当旧物维持生计。16岁，瞿秋白即将中学毕业，却因家中债台高筑，无物可当，不能交学费而辍学。1916年春节，母亲自杀后，全家离散。瞿秋白到无锡一座小学教书糊口，自感“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瞿秋白《饿乡纪程》)半年后，他辞去无锡教职，回常州孤居数月，就去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以解决生活和求学问题。他先是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因不满师资低下而放弃。

　　1917年春节，瞿秋白到黄陂姑父周家，见表兄周钧量(君亮)。钧量在家塾执教，瞿秋白常在书柜前，选读《老子》《庄子》、“四史”和通鉴。晚上，在卧室油灯下，常常读书到深夜。得钧量帮助，瞿秋白诗词研究更深一层。两人不时议论人生、社会和政治，同时津津乐道佛学。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居寂静安乐境界)，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涉世以来，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因而产生探索佛学的兴趣，开始读《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用心研读佛学，试图用它来解读人生的纷扰、哀伤、困惑和怀疑。

　　1917年暮春，瞿秋白离开黄陂回到武汉，适逢纯白调离武汉到北京就职，他便跟随堂兄北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羊皮胡同纯白家中。江南河北，风光迥异，故都的风情对这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觉得新鲜。看遍古迹名胜，查考史志典籍，所得印象不过是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脉络，却少给人以振奋飞扬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要考北京大学，可是学膳费用太高，堂兄无力供他上学。遂依堂兄之意，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能录取。瞿秋白有时去北京大学旁听，更多时间是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实在难过。暑期过后，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文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俄文。入学后，他刻苦学习，强记博闻，广泛涉猎，每天读书至深夜。在校每考必前两名，他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油印传观，名遍全校，无人不知。除完成规定功课外，他还自修英文、法文、哲学社会科学。堂兄在一个法文补习班兼课，瞿秋白课余随班学法文三个月，其水平竟超过补习班听课的正式学员。

　　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角逐，对外丧权，对内征敛，尽管也会摆出些许共和民主姿态，却丑相毕露。寄人篱下的生活，恶浊政治的冲击，催促瞿秋白心灵早熟和敏感。他最初的反抗，是冷漠和避世。试图解析人生，摆脱苦闷，却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