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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中山公园劝业会场

　　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1937年6月市工务局编印的《天津市第二公园沿革略》，分为沿革略、近三年收支计算对照表、董事名录、原定董事会规程和修正董事会规程草案等五部分。记叙了1905年至抗战爆发前，中山公园创建、经营、修缮、改扩建，以及几经战乱、数度兴衰的历史，匡正了一些记叙天津中山公园的书刊、文章中的不实文字，是研究天津园林史和天津近代史翔实可靠的珍贵史料。

　　从劝业会到天津公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督直时期，倡办新政，徇天津各学堂绅董教育之请，择河北旷地开辟公园。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落成，名曰“劝业会场”。初时建筑分别有学会处、译学馆、照相馆、抛球房、劝工陈列所、茶楼、教育品参观室、教育品制造所等处，以及甬道、土山、荷池等。会场诸事统由劝工陈列所管理。

　　进入民国后，会场改称天津公园，虽仍归直隶商品陈列所管理，但园内多数屋舍累年为各机关借用，性质均已改变。亭台、荷池等建筑及公园中央的体操场运动器具，也因年久失修而多有残朽。因地势低凹，公园每到汛期即积水没胫。修缮、用人、购物、饲养鸟兽、添植花木更需大笔款项，但公园向无政府财政拨付的常年经费，仅恃园中的房屋租金已是入不敷出，增添建筑更无所出。至此，天津公园已是徒有虚名，几无游客涉足。

　　1918年，直隶商品陈列所长李裕增呈请直隶实业厅批准，拟定管理公园章程，派管理一人，特设天津公园事务所。将园内自通行马路以内围以竹篱，名曰“艺圃”。重建军乐亭等建筑，开拓花畦，栽植花卉，自办茶社，售卖茶点，增设围棋、象棋、弹棋、射箭、投壶、络凫、垂钓、灯谜等游艺，少收游戏费，以补助园内职员之工薪，并依照北京中央公园售票入览办法，每票售铜元二枚，从该年7月6日开幕售票。10月复于学会处举办菊花会展，特邀十番表演助兴，另售门票，每张铜元四枚。会展后，由专家评定甲乙各等，颁发奖章。1919年，公园借款展开各项修缮工程，增加建筑物，平治道路，垫高园地，增加动植物多种。在游艺方面则增设了台球、电影等项。在茶社的茶楼之上设立中西饭店。公园渐进鼎盛，成为津城集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的文化中心。

　　因公园原为公众游息场所，一切事务不宜采用独裁制，1920年10月，直隶实业厅遂训令该园效仿北京中央公园先例，改设董事会制度，订立管理章程，派定董事会筹备主任一人，并令直隶商品陈列所将公园一切事务移交该主任管理，与商品陈列所脱离关系。1921年2月间，曾在园内加放烟火数日，民众竞相前往观看。1922年春，董事会正式成立，议定章程十八条，呈由实业备案，并转呈省公署备案。章程内容大旨：所有关于计划、筹款、稽核等事均由董事会主持；凡以人力或财力辅助公园者，均有被推为董事之资格，在董事中推举常务董事，在常务董事会中推举会长、副会长主持会务，各职均名誉职。第一任会长为严慈约（字智怡），副会长为吴颂平。园中办事需款，仍由房租、门票、商人租费和捐款各项支出。同年1月，园内开办室内电影，夏季移于园内露天，并有评书、灯谜等游艺，茶点由商人纳租包办。1923年至1924年间，园内建筑物及动植物均有增加或修缮，游艺有电影、杂剧等，仍由租商承办。

　　1924年冬，军阀混战，时局不靖，军队闯进公园，借用房屋、院落、家具，时有溃兵滋扰，园内树木、桥廊等建筑各有损失。至1925年，园内一切游艺不得不暂行停止，仅办租商售卖茶点。但同年秋后，军事又起，数支军队进驻公园，此去彼来，连年不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27年。在此期间，园内所有房屋门窗、地板及树木、花卉、亭桥、廊篱，多所毁损。经董事会职员极力维护，仅存残余。因驻军拆去公园篱落，民众自由出入，门票自行停售，收入顿减。1927年冬，向为公园管业的大胡同金华商场房屋，又被直隶官产处处分拍卖。因该处房屋自1918年就划为该园管业，房租一项，居该园收入之大部，这一措手不及之变故，更使公园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

　　从天津公园到天津中山公园

　　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后，驻园军队陆续迁去。董事会遂收拾余烬，兴工修缮，但因残毁过甚，需款浩繁，只能择要徐图整理。1929年1月，董事会改推王静安（字固磐）为会长，娄鲁青（字裕焘）为副会长，并着手计划整理一切，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园演讲，园名改称天津中山公园，划归天津市政府监督管理。公园仍为董事制，由董事会规划一切，整理事项逐渐进行。为与董事会接洽便利起见，天津市政府委派王静安为中山公园整理专员。后将教育局迁至园内办公，并令教育局会同整理专员及该园董事会，协商规划一切，并由市政府拨款修筑围墙，恢复租商承办茶点。

　　1930年3月，公园重新修订了董事会规程，并经天津市政府备案。5月，董事会改选，推举王静安为董事会会长，邓澄波为董事会副会长。园内修理事项，蒙天津市政府拨款30元办理，并蒙工务局协助，派人来园修理道路、水沟。董事会得此协助，使公园得以渐趋完整，园内茶点、电影等仍租商承办。6月，正副会长相继辞职，董事会一面挽留，一面照章推举时子周为临时主席。12月，改选严慈约为会长，邓澄波为副会长。

　　1931年，公园董事会积极整理募集基金和各界捐款，设置儿童游戏场，装设儿童游戏器具，修复长廊等园内残破处所，组织售花处，对外售卖各种花卉。公园建设方面也得到各方支援，河北农事试验场赠送树木200余株，分植园内；市工务局协助修通园内沟渠。董事会发起集股组织公园食堂（后改名春永轩），售卖茶点。夏季，市政府乐队每至星期六、日下午，来园在八风亭演奏两小时，以助游客游兴。12月，公园修正董事会规程经市府批准备案。

　　1932年是公园建设之年。在全市厉行植树活动中，该园常务董事捐购各种树秧3400余株，河北省农事试验场捐赠树苗百株，复从该园苗圃内移植树苗200余株，分植园内，园林渐成规模。开辟花畦，修筑新式喷水池，堆起土山，修缮八风亭，重建售票大门。为日后增加建设、修理残旧之用，董事会募集临时修理费，呈文市政府申请经费，政府核准由电车加价报效项下拨给公园修缮费2000元、自1932年1月起每月由教育局拨给补助费100元。天津水西庄遗址为文化古迹，同年，由该园董事会发起成立了天津水西庄遗址保护委员会，并经市政府正式备案。

　　1933年公园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增植垂柳、侧柏等树种，扩充花畦，增加花卉，苗圃内增加玻璃温床。工务局除赠送松柏600余株外，还在公园大门至钟楼之间铺设了一条沥青路。1934年，玻璃藏花暖室工程竣工，继续扩充花畦，在荷池、菱塘种植荷花。清明节当日，市政府和市属各机关公务人员特来该园植树，共计种植各种树苗2000余株。工务局也在园内修建多条干路、支路。严持约（即严慈约）自己捐资开凿叶公井一眼，供员工和游客饮水之用。

　　从天津市第二公园到中山公园

　　1935年3月，董事会会长严持约先生逝世。6月，董事会改选时子周为董事会会长，邓澄波为董事会副会长。为纪念严持约先生多年对该园的苦心经营，严持约纪念金委员会捐资，在土山上建起了一座持约亭。1936年1月，因会长时子周辞职，副会长邓澄波因事离津，依照公园规章，公推陈筱庄为董事会临时主席。嗣后因邓澄波函辞副会长职务，经全体董事会修正规程，正副会长同时辞职，应由常务董事另行改推，推举陈筱庄为董事会会长，吴象贤为董事会副会长。承办茶点的春永轩原系集资组织，经股东大会议决，从该年起由公园董事会接办，接收所有家具、器具等，其欠外账目，也由董事会设法清偿。同年4月天津改为国民政府直辖市后，奉天津市政府训令，改名为天津市第二公园。

　　1937年，董事会以园内有待修理及增加建设之处尚多，但无相当款项，特制定了两项筹资办法：一为暂筹本年分捐款，请全体董事酌量乐捐，本年每月捐款若干，或特捐一次款项若干，以充本年临时整理之需；二为组织经济、建设、园艺、体育、游艺等委办会，由董事推举委办组织，分类设计。此后，董事认捐月捐或一次捐款者甚为踊跃，正当董事会奋勉前途，同心协助，筹划修缮扩建计划之时，各委办会分别研究计划准备陆续实行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天津沦陷了，公园遭受了灭顶之灾。

　　七七事变后，公园被日军侵占，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公园仍由国民党军队占用。天津解放后，市人民政府接管公园。经过修缮后，于1955年重新向社会开放，恢复园名中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