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的三大亮点
辛亥革命网 2016-10-27 09:35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志毓 查看：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一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一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为期两天，71位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美国等国家、地区的学者参加了论坛。其中，52位学者提交论文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多为青年学者，思想活跃，论文写作严谨扎实，显示出较高的学术视野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展现出青年一代民国史研究者的风貌。整个论坛呈现出中华民国史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良好发展态势。
中华民国史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新兴学科，也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本届论坛的初衷为：推进民国史研究，搭建各地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扶助青年学者成长，鼓励青年人脱颖而出，形成民国史代有传承的研究队伍。论坛倡导“大民国史”研究，力图打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学科边界，形成跨研究领域的对话，从整体、综合的视野，探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的根本问题，思考民国史研究的路径、方法。论坛充分贯彻了这一宗旨，与会论文涵盖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思想、社会、文化、学术及文学等各个研究领域，而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往往能就其他领域的论文展开评议，或进行充分的交流、讨论，反映出青年学者的开放心态。
涵盖议题广泛、探讨重大历史问题，是本届论坛的一个亮点。与大多数学术会议都集中于某一特定议题或领域相比，本届论坛在“大民国史”思想的指导下，议题涵盖了民国时期各个领域的很多重大问题。在两天会议中，学者们围绕与会论文，讨论了民国初年的内政与外交、中共在抗战中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的政权建设与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重建等重要议题，此外还有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国民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民国时期的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和地权管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水域管控，蒋介石、孔祥熙等重要的民国政治人物，等等。在许多议题上推进了既往的研究。
例如，帝制瓦解、共和新建过程中，如何重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民国初年重要政治议题，江南大学学者陈明的《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通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府、院之间和地方实力派对于省制存废的不同意见及不同的改省方案，展现了民国初年政界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央地方关系的探讨。袁世凯称帝运动，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对日外交是影响帝制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承红磊在《袁世凯帝制运动时期的对日策略》一文中，利用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英国外交档案、美国外交文件等资料，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和袁政府相应的交涉方针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展现了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
又如，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生存环境恶劣、日军扫荡严酷、群众畏惧逃避征兵的种种不利条件下，反而发展壮大，军队人数迅猛增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则需要历史学的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王龙飞的《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困境与民兵参军》一文指出：抗战中后期，国军兵源日益枯竭，国统区发生普遍的抓丁现象，而仅人口百余万的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就贡献兵员12万人，而且如此沉重的负担却未引发民怨。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艰苦细致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建立起了“民兵”这样一个从“民”到“兵”的兵员训练、储备、输送机制。民兵大量参军，地方部队建制升格，使得中共军队实现短期内的迅猛增长；而民兵又联通了民众与军队，使军队与社会连为一体。民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梯级发展的体制，既舒缓了征兵动员的困难，又确保了兵员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使中共军队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共在抗战中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很大帮助。
研究方法、视角多元，是本届论坛的第二个亮点。首先，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和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也受到研究者关注。例如《“地名战”：上海法租界街路命名的社会文化史》《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等论文，从“历史记忆”角度研究国家建构问题。其次，从一个小问题进入，呈现出大的时代变迁，以小见大的研究受到重视。例如台湾学者王文隆的《中国参战与国民外交后援会（1917-1919）》一文，研究了1917年2月和1919年2月在北京与广州成立的两个分别支持北京政府与南方国民党政权的同名团体——“国民外交后援会”，对比了他们人员构成与政治诉求的异同，揭示了国民外交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影响政治的方式，从中反映出民初政治的混乱与南北相争的形势。另一位台湾学者黄文德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抗战初期书刊国际交换》一文，以中央图书馆和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为中心，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出版品国际交换体制的形成和运作，反映的则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资源的蓄意摧残，以及国民政府保护、传承文化，保护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努力。
多元视角还表现在，从国族视角向地域视角、个人视角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向东亚视角的转换。例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李在全的《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从地域视角释读〈黄尊三日记〉》一文，从地域视角出发，通过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北伐”战争的观察和在战争中的经历，透视“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变局和社会矛盾，揭示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战争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带来丰富的历史感。上海中医药大学学者裘陈江的《孔教会与东亚：〈龙渊金鼎奎日记〉中的孔教会延吉支会》一文，以韩国被日本吞并后、韩国遗族创办的孔教会延吉支会为中心，研究独立复国运动，还原了韩国流亡志士以孔教为号召，以孔教会为纽带，求生存、谋复国的历史，揭示了中韩之间在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中一衣带水的关联。
来自东亚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表现出各自的研究特点，并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充分的研讨，形成真正的交流，是本届论坛的第三个亮点。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论坛共有9位来自台湾、5位来自日本的学者参加，展现出今日，海峡两岸、中日之间，青年研究者对于民国史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和资料使用情况的异同，也展现出中国大陆和东亚地区青年一代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面貌。本届论坛，在民国史研究方兴未艾、同时又急需自我反思与“再出发”的时期召开，在历史学研究整体而言日益专业化、专题化的时代，提出“大民国史”的概念，意在突破人为的专题与学术领域局限，使研究者的视野从“议题”，转向“民国”，重新思考这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所内含的矛盾和可能性，思考民国时代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论坛整理了民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汇聚了海峡两岸民国史研究人才，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大陆各地、海峡两岸、中日之间，以及整个东亚区域，民国史研究群体的互动。为进一步深化民国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国史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新兴学科，也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本届论坛的初衷为：推进民国史研究，搭建各地学者相互交流的平台，扶助青年学者成长，鼓励青年人脱颖而出，形成民国史代有传承的研究队伍。论坛倡导“大民国史”研究，力图打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学科边界，形成跨研究领域的对话，从整体、综合的视野，探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的根本问题，思考民国史研究的路径、方法。论坛充分贯彻了这一宗旨，与会论文涵盖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思想、社会、文化、学术及文学等各个研究领域，而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往往能就其他领域的论文展开评议，或进行充分的交流、讨论，反映出青年学者的开放心态。
涵盖议题广泛、探讨重大历史问题，是本届论坛的一个亮点。与大多数学术会议都集中于某一特定议题或领域相比，本届论坛在“大民国史”思想的指导下，议题涵盖了民国时期各个领域的很多重大问题。在两天会议中，学者们围绕与会论文，讨论了民国初年的内政与外交、中共在抗战中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的政权建设与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重建等重要议题，此外还有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国民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民国时期的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和地权管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水域管控，蒋介石、孔祥熙等重要的民国政治人物，等等。在许多议题上推进了既往的研究。
例如，帝制瓦解、共和新建过程中，如何重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民国初年重要政治议题，江南大学学者陈明的《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通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府、院之间和地方实力派对于省制存废的不同意见及不同的改省方案，展现了民国初年政界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央地方关系的探讨。袁世凯称帝运动，是民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对日外交是影响帝制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承红磊在《袁世凯帝制运动时期的对日策略》一文中，利用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英国外交档案、美国外交文件等资料，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和袁政府相应的交涉方针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展现了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
又如，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生存环境恶劣、日军扫荡严酷、群众畏惧逃避征兵的种种不利条件下，反而发展壮大，军队人数迅猛增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则需要历史学的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王龙飞的《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困境与民兵参军》一文指出：抗战中后期，国军兵源日益枯竭，国统区发生普遍的抓丁现象，而仅人口百余万的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就贡献兵员12万人，而且如此沉重的负担却未引发民怨。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艰苦细致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建立起了“民兵”这样一个从“民”到“兵”的兵员训练、储备、输送机制。民兵大量参军，地方部队建制升格，使得中共军队实现短期内的迅猛增长；而民兵又联通了民众与军队，使军队与社会连为一体。民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梯级发展的体制，既舒缓了征兵动员的困难，又确保了兵员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使中共军队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共在抗战中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很大帮助。
研究方法、视角多元，是本届论坛的第二个亮点。首先，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和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也受到研究者关注。例如《“地名战”：上海法租界街路命名的社会文化史》《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等论文，从“历史记忆”角度研究国家建构问题。其次，从一个小问题进入，呈现出大的时代变迁，以小见大的研究受到重视。例如台湾学者王文隆的《中国参战与国民外交后援会（1917-1919）》一文，研究了1917年2月和1919年2月在北京与广州成立的两个分别支持北京政府与南方国民党政权的同名团体——“国民外交后援会”，对比了他们人员构成与政治诉求的异同，揭示了国民外交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影响政治的方式，从中反映出民初政治的混乱与南北相争的形势。另一位台湾学者黄文德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抗战初期书刊国际交换》一文，以中央图书馆和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为中心，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出版品国际交换体制的形成和运作，反映的则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对中国文化和教育资源的蓄意摧残，以及国民政府保护、传承文化，保护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努力。
多元视角还表现在，从国族视角向地域视角、个人视角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向东亚视角的转换。例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李在全的《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从地域视角释读〈黄尊三日记〉》一文，从地域视角出发，通过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北伐”战争的观察和在战争中的经历，透视“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变局和社会矛盾，揭示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战争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带来丰富的历史感。上海中医药大学学者裘陈江的《孔教会与东亚：〈龙渊金鼎奎日记〉中的孔教会延吉支会》一文，以韩国被日本吞并后、韩国遗族创办的孔教会延吉支会为中心，研究独立复国运动，还原了韩国流亡志士以孔教为号召，以孔教会为纽带，求生存、谋复国的历史，揭示了中韩之间在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中一衣带水的关联。
来自东亚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表现出各自的研究特点，并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充分的研讨，形成真正的交流，是本届论坛的第三个亮点。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论坛共有9位来自台湾、5位来自日本的学者参加，展现出今日，海峡两岸、中日之间，青年研究者对于民国史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和资料使用情况的异同，也展现出中国大陆和东亚地区青年一代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面貌。本届论坛，在民国史研究方兴未艾、同时又急需自我反思与“再出发”的时期召开，在历史学研究整体而言日益专业化、专题化的时代，提出“大民国史”的概念，意在突破人为的专题与学术领域局限，使研究者的视野从“议题”，转向“民国”，重新思考这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所内含的矛盾和可能性，思考民国时代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论坛整理了民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汇聚了海峡两岸民国史研究人才，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大陆各地、海峡两岸、中日之间，以及整个东亚区域，民国史研究群体的互动。为进一步深化民国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