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新著
辛亥革命网 2010-07-2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0.05.15) 作者：陈旭麓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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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玉章同志撰写的“辛亥革命”一书。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丰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到武装起义，从革命群众到领导人物的活动，从革命的胜利发展到妥协失败，书中都有概括的阐述。特别是对于辛亥革命史中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书中都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论断。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书中对于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作者写道：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所以对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化”。这首先就揭示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化是革命力量的泉源。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革命派，敢于站出来革清朝的命，革皇帝的命，正是有赖于这个力量的支持和推动，尽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
参加辛亥革命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何以这样复杂？书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当时，“不仅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起来反抗，而且也有不少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表现不安，想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当时封建主义已经毫无出路了。要出路只能跟资产阶级跑。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不是变成孙中山的信徒，就是变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信徒。”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空前动荡，阶级关系的激烈变化，不论是跟孙中山跑，还是跟康有为和梁启超跑，他们都无非是想寻找自己的出路，资本主义的出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既反对革命，也不满意清朝政府的死硬顽固。这批人到底属于哪个阶级？他们对辛亥革命有过什么影响？这是史学界一直聚讼的问题。书中指出：“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而作为立宪派活动场所的资政院和谘议局，“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但是，在革命派要推翻清朝统治的严重斗争中，立宪派的向背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书中这样说：“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极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工具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情愿去做的，而是清朝政府逼使他们去做的；在1909年起的两三年中，这种变化更为显著。因为清朝政府拖延立宪、借外债筑铁路等等，挡住了他们要求资本主义的出路，所以他们就出来闹，闹得也很凶，使清朝政府更加孤立。同时，革命群众加入了他们的斗争，又把斗争推向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我们知道，立宪派在政治路线上曾经和革命派壁垒森严地对立着，他们所以“最后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就是由于他们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求，这是他们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一性。后来，革命派只看到这点同一性，尤其是为立宪派在清帝退位时表示拥护共和所迷惑，从而放弃了对他们的斗争。作者说：立宪派却“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分析，是一切革命者应引为警惕的。
因此，立宪派所把持的谘议局，“它在革命以前，一方面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它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反抗革命派的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里，作者不仅辩证地论证了立宪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而且特别是辩证地论证了它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影响。这就更使人警觉到，一切改良主义者，即使如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所倡导的维新改良运动，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曾经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终究还是要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以至腐蚀革命的。
革命党的政治纲领，是革命行动的指针，对于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作者不是对这个纲领平列地叙述，而是对它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还主张建立民国，并且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这就使读者一看了然，同盟会的纲领，只有其中推翻清朝政府一条，是为大家所接受而要努力促其实现的。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府，是那时必然的趋势，但是也有些人以为只要把清朝推翻了，就可以不管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至于平均地权，更几乎只是孙中山和其他个别革命党人的纲领。因此，这个纲领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现在不管是翻开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来看也好，还是翻开宣传力最大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黄帝魂”等书来看也好，这两方面的宣传文字是最多的。虽然它鼓起了革命风暴，但是它存在着很大的弱点。书中根据这一事实分析说：“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过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同样，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反对那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要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但是，清末的革命派把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集中为种族仇恨，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民主革命的要求，限制了革命的发展。结果就只是推翻清朝，打倒皇帝罢了。
那时的皇帝，虽然他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废物，但是他掌握着国家机器，有保皇党和流毒了两三千年的皇权思想的维护，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书中写道：“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做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这种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正是辛亥革命的功绩。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在推翻清朝皇帝中就停止了。革命为什么会停止？其原因不仅是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不是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连这个纲领也没有完整地为大家所接受，而且是“本来同盟会设想在起义胜利以后首先是组织军队，然后一路打过去，打到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情形同设想的大不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传檄而定的”。在这里，有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武昌起义和原来的设想大不相同？为什么武昌的炮声一响许多地方就“传檄而定”？究其原因，除了革命派没有预见、想赚取廉价的胜利和清朝的树倒猢狲散以外，就是革命派害怕发动群众的深入革命和立宪派勾结反动势力抢夺革命果实所造成的。书中指出：“孙中山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这就是辛亥革命必然半途而废和遭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后，掀起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对于五四运动究竟有过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历史论著都是没有弄明白的。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中指出了两者的历史关系，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胜利，都“使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人们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有了觉悟以后，就要求补课，认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才有出路。”并且，人们在“经过了这样一次天翻地复的变化以后，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解放，敢于提出辛亥革命以前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比较容易地接受新的革命理论。”正因为这种历史的内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逐步壮大，所以五四运动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了中国的新的革命。忽视了这种历史的内在的关系，那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也就不能全面地认识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
这本书对于辛亥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扼要、清晰和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它的特点是明显的。全书贯彻了阶级分析的原则，把这个原则渗透在对于每一史实的论述中。从这个原则出发，它阐明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客观规律，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的。它把典型的史实和对于这些史实的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做到了史料和观点的统一。目前我国历史界有两个相当突出的现象，这就是：许多论文只顾堆砌史料，并不根据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许多论文曲解史料，强迫它们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吴玉章同志的著作对于反对这两种现象，都是有力量的。当然，这本书并没有解决辛亥革命史的一切问题；但是，它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