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1日~2日，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共45名学者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21篇，围绕民国政要人际关系及其对民国政治的发展演变展开探讨。蒋家后人、宋家后人将相关档案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该所在得到该批珍贵资料后，陆续向学者开放，这也是此次研讨会得以顺利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蒋介石日记开放的第一时间就派学者远涉美国，阅读这批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了促进国内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以及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蒋介石日记的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联合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

 一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21篇论文，其中有13篇论文直接以蒋介石命题而作，包括蒋介石的内政与外交等诸多方面。从蒋介石的阅读习惯到蒋介石的宗教信仰，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论文从多个侧面对历史上的蒋介石进行解读，并力争利用最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探讨在重大历史关头蒋介石本人的内心活动，重新研读民国时期的那段历史。各有一篇论文专门探究宋子文、汪精卫及戴笠，其余5篇或者探讨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专研理论，在各自的领域均有所前进。 “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与研究都已经很丰富，如何使用新的资料重新认识与该事件有关的重要决策及其背后制定者的内心活动，并进而更精确理解该事件的性质与源流，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在《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一文中指出，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性质的事件，其中抗暴或骚乱是其具有的内在性质，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 又有非正义与非理性的成分。就事件本身来看，专卖局辑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但当外省人被残酷无辜的杀害，则该事件则不再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杨天石研究员指出，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采取的是“怀柔”决策，并认为面对光复不久的台湾，蒋介石决定以“怀柔”为主的处理方针是正确的，但最终派兵台湾及其结果 却非蒋所能预料“自然愿望是善良的，然而，国民党的军队并非是一支令行禁止、奉命惟谨的有良好素质的军队，蒋介石的这些指示和命令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贯彻”。 本次讨论会有两篇论文专门涉及了蒋介石日记的价值问题，一篇为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的《再论日本产经新闻的蒋介石秘录之史料价值——跟蒋介石日记对比》，另一篇为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的《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川岛真教授以“九一八”、“七七”事变等历史上的重大案件为例，将产经新闻的蒋介石秘录与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作对比，得出的结论：总体说来，1970年代在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引用的《蒋介石日记》之内容，大部分都跟日记一致，可以说日记的第四副本。但是，有些地方有意译之可能性，还有一个地方有故意歪曲日记的内容之可能性。川岛真认为，《蒋介石秘录》不是学术性的著作，而是宣传性的著作。所以，引用的部分也不一定客观，浓厚地看得出来编辑人的意图。但是，引用的地方本身，大部分内容跟日记一致，所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奎松教授在前言中指出：文章不拟具体讨论日记作者记日记之动机与其所记日记内容史料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想通过对比现有文献及回忆史料与蒋日记所记内容的方法，对1949年1－4月期间，即从蒋介石下野前后到北平和谈破裂这一阶段蒋介石与各方关系及其态度、活动与作用的史实，作一粗略的考察，用以说明蒋日记手稿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在利用蒋日记手稿时，还应注意些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副研究员向大会提交论文题目为《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以蒋介石日记和其他重要资料重新解读了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与派系之争。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文章写作的主旨所在：利用当事人的日记、信函、辅以相关新闻报道，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通过解读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个人恩怨来认识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国家政局，也是一种思路。本次学术讨论会同样以此来写论文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朝光研究员，汪朝光研究员使用最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解读1945年昆明事变中蒋介石与龙云的明争与暗斗。汪朝光研究员指出，以往的研究利用资料有限，而且主要是几位当事人的回忆，缺乏事变决策者蒋介石的资料及研究，对于历史整体面相的把握尚有缺憾，而《两强之争谁为胜？——蒋介石、龙云与1945年昆明事变》一文使用最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着重研究蒋介石与事变的关系，“期以为把握及认识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军事强人的政治纠结和策略运用更开新篇”。 王建朗研究员著文《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多重面相》，侧重于从蒋介石日记出发，探讨此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王建朗研究员认为，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以往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无疑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鸿超向会议提交的是英文论文，题目中译名为《蒋介石战时外交：谈判策略与内外互动》。作者认为，作为军事强人的蒋介石在20世纪的30、40年代极度频繁地涉足外交事务，在面临中国分与合的历史关头，蒋介石运用各种策略与列强周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文章利用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详述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外交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使用蒋介石日记著文《“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探讨蒋介石在雅尔塔协定前后的心路历程。作者认为学界关于雅尔塔协定的签约过程及影响以往有诸多论著提及，还有不少论文专门加以分析，然而使用蒋介石日记则是最真实的依据，可以使大家更清楚地认识蒋介石在协定签订前后的态度及其变化。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著文《1923年蒋介石苏联访问》，提出以“代行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蒋介石。文章以新理论、新视角论述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的相关历史事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是《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论文依据近年收集的蒋介石档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和日本外交文书等中外原始资料，着重以“蒋介石的对日对苏战略”与“中日苏三国的相互作用”为视角，对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原因及过程，提出自己新的研究心得。

　　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是《蒋介石与基督教：日记上的宗教生活》，从蒋介石日记入手探讨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认为基督敎可以说是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奇生研究员则另辟蹊径，透过蒋介石日记中所记载的读书内容来研究蒋介石的读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