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辛亥革命网 2010-11-1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辛亥革命网 查看：
一、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和活动的叙述与评价
王建朗认为参加一战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因此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积极参与，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开端。徐国琦提出一战期间中国已形成“外交政策群体”，这一群体是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力量。唐启华认为中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作为其主要条约基础的《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均积极参与，取得了远超出国力的地位，奠定了两次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基础。川岛真认为华盛顿体系要求北京政府具备“中央政府”应有的统治能力及条约履行能力，而北京政府却无此能力，因此北京政府无法在华盛顿体系下找到存活之道是问题的关键。石源华认为袁世凯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基本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策略是“以夷制夷”。吕慎华认为袁世凯在对日交涉中运用“讲求公法约章，慎选守令，运用外力以为己助”的策略，并以舆论与群众力量向对手施压，利用对手内部矛盾为釜底抽薪之计，因此袁世凯的交涉策略可视为有限的成功。李兆祥指出这些立法搭建起民国外交的新舞台，使民国外交发生了新变化，但是这一日趋完备的外交体制，因为各种国内外的不利因素而没有发挥出潜力。
二、国民外交及舆论与外交等问题。
廖敏淑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了此后华盛顿会议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冯筱才提出实际存在两个层面的“国民外交”或者“五四运动”，一种存在于精英话语体系中，一种存在于“普罗话语体系”中。马建标认为1923年的国民外交是一次成熟的国民外交运动。杨洪林认为舆论对北京政府始终起着支持和推动作用，扮演着民意基础和监督的双重作用，而北京政府的外交家虽对舆论相当重视，但对舆论直接介入国家外交的后果却心有余悸。金光耀认为动荡的国内政局与特殊的中外关系使职业外交家在政坛上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些外交家则希望通过介入内政推进外交，同时又具有按西方模式推进国内政治的潜在愿望，但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政治中，他们实际上是被动的角色。陈雁认为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是北京政府重要的稳定力量，但是他们却无法保持其标榜的独立性。王栋认为民国初年的职业外交家有关不平等条约的话语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抵制外国过分的要求时坚持条约的条文，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强加的条约是无效的，挑战国际法对条约的标准解释。黄文德认为外交团以条约利益为主体，在华建立强势形象，却又被国际惯例、外交传统、本国官僚体系所制约，形成发展上的矛盾，并不能代表整体。
三、对中外交涉个案的研究
张力利用外交部和海军档案研究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厘清交涉的来龙去脉。汪朝光则通过对临城劫车案外交交涉的详细梳理，认为分裂政治使中国在对外交涉中不易形成一致看法与统一声音，不能给予对外交涉以有力支持。吴翎君通过中美合办无线电合同考察企业、政府与外交的关系，指出美国政府对投资中国无线电市场给予充分支持，而美国银行团则因对中国政治不具信心而予拒绝。吴景平指出，在中美无线电合同交涉中，政府仍是主角，就中美外交交涉而言，企业的作用并不明显。葛夫平利用中、法文档案资料，对中法庚款中的无利债券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作者认为在无利债券的交涉中，北京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要胜于南京国民政府。蒋耘根据二档馆藏海关总税务司档案，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关中国海关的政策，认为英国成功地维护了其在华海关的利益，并利用海关打击了德国利益，而其中安格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冈本隆司通过海关和关税会议讨论1920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认为这一调整实际始于1921年，与中国财政的崩溃和英国在中国海关的权益密切相关。李莉娜探究英国的对华新政策，认为五卅运动后英国在华实力下降，苏联在华利益上升，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将对华交涉的重点南移，不断调整对南方政府的政策，但是新政策已经无法改变英国在华困境。
还有两篇论文涉及对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南方国民党的对外政策的研究。陈立文以“联俄”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孙中山的外交观，提出孙中山的外交观同样建立在三民主义之上。马振犊考察了1920年代国民党人的联德思想和实践，认为自孙中山开始到蒋介石继续的国民党的联德政策，其动因既有现实的政治与军事、外交的需要，而更深层次是出于对德国的赞赏与好感。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