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先烈李作栋与大福里

李作栋（李春萱 1888-1958）

　　我的爷爷李作栋，字春萱，湖北沔阳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逝世于1958年5月，享年70岁。

　　爷爷毕业于两湖师范专修科，与友人共同设立数学研究所，加入共进会，期初担任会中理财一职，因爷爷为人和善、做事热心认真，被联合会推举选为理财部长。1911年，武昌起义鄂都督府成立后，任总务处处长、交通处处长，同年12月，任鄂都督府理财部部长，所有的财政机构都在他任职期间内次第建立，同时并荐举其他有才能的同志进入财务界工作。1912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爷爷任职财政司长，8月辞职。

　　1913年爷爷赴日本考察，并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工作，后赴英国考察，并攻读经济学。1916年秋回国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工商部秘书。 1918年爷爷回武汉经营应城石膏公司，期间组建了沔阳旅汉同乡会，任同乡会会长，同乡会主要经营湖北省棉花生产运销业务等。同乡会会址在汉口铭新街45号，系同乡会自有房产。(该房已被拆除，空地暂时作为汽车停车场使用)。

　　在辛亥首义前，爷爷负责并筹办了起义成功后流通货币更换为辛亥革命货币等，许多革命前期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但随之而来的经费问题却难倒了众人，武昌光复的第二天，革命党派我爷爷李作栋和吴兆麟、蔡济民、徐达明四人到各银行清理储款，查收合计共4000万元，足够军政府十个月的开销，一下解决了新政府财政燃眉之急。

　　北洋政府时期，湖北有所谓将军团者，亦官亦商，把持一切，爷爷虽不是将军，却是将军团伙伴，不似其他将军团成员那般飞扬跋扈，故能在大革命之后，将军团失势，却依然保持相当地位。

屋顶字迹，汉口市棉花出口业同业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爷爷在家乡捐款修建堤坝，并提名为“沔阳新堤”，同时在沔阳筹建学校，并开办棉花公司，办公地址在汉口铭新街。

　　爷爷在1946年参入创办辛亥首义同志会，担任常务理事。1949年曾去香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爷爷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和对共产党拥护的满腔热情，在董必武先生的邀请下，带领全家从香港回到武汉，并由政府安排在武汉市文史馆工作，1956年任湖北省政协委员。1958年5月31日，逝世于武汉。

后排右二为李作栋

　　1920年代，爷爷参入了汉口“模范区”的建设，建造了江岸区铭新街5号、7号与9号，整体为大福里。5号和9号是一栋当街且有凉台的两层楼洋房。7号大福里是一座大院，一进院内，左右两边分别有两层楼的楼房，分别是传达室和门卫室，大院正中建有三层楼，每层楼是前后对开的四间房，楼梯转角设为亭子间，每层楼最后方设有厨房，一楼厨房设有后门，可以直通泰宁街《汉口民国日报》报社。

　　爷爷当年身处要职，武昌起义后任鄂都督府理财部部长时，董必武先生在理财部担秘书职位，与爷爷工作密切联系，个人关系也相处很融洽。1927年董必武在泰宁街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经常到大福里与我的爷爷商谈工作和处理报社日常工作。所以，大福里便成为了大家洽谈工作的重要会面地点。

震旦中学在旧府街（民主街）

　　我爷爷李作栋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和董必武先生一样，一个在汉口创办沔阳中学，一个在武昌创办首义中学。

　　我爷爷李作栋是1918年回汉经营应城石膏公司的期间和杨时杰、杨玉如、戴径尘等创办沔阳中学。校址在汉口旧府街，离市政府很近。抗战期间武汉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沔阳中学被炸毁。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作栋返汉，恢复重建沔阳中学，后改名为震旦中学(震旦一词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李作栋以震旦中学校董会名义，个人拿出国币壹仟万元成立春萱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教育基金为不动基金，每月以所得利息办理江峯小学、幼儿园及县立二中高中部的费用支出。

铭新街 田联申摄

　　我的父亲李重光

　　我的父亲李重光生于191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多年，生前是武汉市五金交电公司工程师。

　　1927年“7.15”汪精卫清共之后，国民党对董必武先生追捕，我的父亲为掩护董先生成功离汉，与董先生互换了衣服，被追兵用枪托重重锤击前胸与后背，因此落下严重的肺部疾病，常年咳嗽、吐血。

　　董必武在任职国家副主席期间，了解到父亲的病情加重与武汉冬季气温骤降且寒冷有关，便安排我们一家前往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居住，以此缓解父亲的病情。但由于我母亲忧虑一家老小前往异地，举目无亲，会有所不便，故在信件中婉谢了董必武先生的好意。

　　文革时期，我母亲在后院将董必武副主席为照顾我父亲安排一家迁往云南的来往信函，爷爷奶奶赴英日考察的照片，1926年12月-1927年7月宋庆龄女士旅汉8个月期间到大福里探望奶奶的照片，以及爸爸自行编撰的《从数学角度分析研究如何打败日本人的围棋》和《分析围棋图型》等众多书信照片等资料烧毁。

　　我父亲于1964年12月12日在武汉因肺病长辞于世，年仅48岁。

铭新街11号 韩少斌摄

　　我的奶奶叶龄芳

　　我奶奶叶龄芳字正娟，江夏人，懿训女中学生，熟读诗书，博学多才，思想开放进步，与爷爷志同道合，于1912年和爷爷成婚，成婚后，她一贯支持爷爷的革命工作，并帮助打理所需事务。奶奶告诉我，在辛亥革命首义之时，她就参加了一线救援工作，在上海张竹君女士组织红十字会时，她带头到野战医院服务，照顾并料理伤员的起居、代伤员写家信等工作。

　　奶奶的一生跟随着爷爷走南闯北。1913年出国日本，与宋庆玲女士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她们俩志同道合，关系密切，感情十分深厚。宋庆玲1926年下半年来汉工作期间，曾到汉口铭新街大福里7号来看望奶奶，并合影留念。1927年初夏离汉时还来大福里与奶奶辞行。

　　奶奶曾告诉我，当年国民党因未成功追捕爷爷，便到大福里来胁迫奶奶透露爷爷的去向，幸得组织协助，奶奶才得机会可以逃脱，却未曾想到码头、车站全部被国民党特务严封严查，最后几经辗转，转移到医院重病室，用湿布掩盖住头部，告知官兵说是重症感染的病人且病危传染性极大，这才吓退了官兵，多亏组织的安排，奶奶躲过了此次劫难，在多方掩护下成功与爷爷会合。

大福里

　　以上种种情节，都是奶奶在我们儿时对我们所述。大福里是我儿时的记忆所在，也是我们家族历代对共产党事业贡献的见证，他在铭新街上，见证了爷爷的半辈子，也承载着我们对爷爷奶奶的回忆，以及家人共同走过的对那段艰辛岁月的敬意。

　　我的爷爷和奶奶非常重视我们孙辈的成长，为我们孙辈设有专门的学习用房，上学的孙辈们每人配有书桌，供我们学习之用。爷爷奶奶常教导我们说：人一生要有志向，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珍惜现有的一切，在你们现在这个年纪最主要是认真学习，只有学习好了，懂的知识全面了，将来才能为祖国做好一切事情。也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怀感恩之心，孝敬老人，尊重前辈，团结同辈，不要随意指责人，不要背后说别人的不是…种种家训让我们小辈至今铭记在心。

　　爷爷奶奶十分疼爱我们，一次他询问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长大的志向和爱好，当听说我喜欢画画后，爷爷周日把我带到他好朋友家里开始学习画画，首先要求我练习毛笔字，我学会的第一张画是一条静态的鱼，和一条动态的鱼。爷爷奶奶尤其重视我们的学习，不管多忙，都坚持每天检查我们的作业，指正并细心讲解。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记得有次在带我去画画老师家的途中，我不小心把腿闪了一下，爷爷忙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走路会闪一下，爷爷当时没做声，第二天爷爷下班回家交给我母亲一瓶钙片，让母亲按说明每天督促我按时吃。

　　爷爷奶奶经常向我们讲述过往的革命故事经历，培养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增强了信心和信念，优良的家风和谨慎细致的做事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使我们参加工作至退休都受到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重视和赞扬。

　　我的四爷爷李秉纬

　　我爷爷的同胞四弟李秉纬比他大哥作栋小18岁(1906年生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并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加入汉口律师公会，会员证书号为第33号。

李秉纬的律师会员证

　　作为我爷爷李作栋的亲弟弟，很快就成为了爷爷的秘书、律师。很多文件、契约、会议工作的文字工作都是他完成的，减轻了爷爷的工作负担。

　　当年我的四爷爷李秉纬的至公法律事务所设在汉口铭新街11号办公，家中保存有当时用过的信封。后来为减少费用支出，将铭新街十一号出租，并将法律事务所搬到李作栋的住处，铭新街七号办公，也有当时用过的信封，另有当时往来函的信封。

　　1926年-192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在汉口铭新街十一号办过公。中共中央组织部将铭新街十一号作为办公地址，与董必武先生有很大关系。我爷爷李作栋住铭新街七号，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十一号，中间隔了一个九号，(九号也是李作栋的房产)董必武也是考察过我爷爷李作栋的为人。因此择邻而居。

　　四爷爷李秉纬全家于1949年2月迁至香港定居至今，李秉纬于1974年在香港病逝。以上资料的提供均为四爷爷李秉纬的女儿李恭浩女士提供。李女士现已84岁高龄，住在香港九龙。李女士曾在香港天主教会学校任教，并担任校教育方面的负责人。

铭新街1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

　　作者简介：李良巧，1949年生，李作栋孙女，现居深圳，高级会计师。堂妹李良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