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明德学堂(2)

　　华兴会成立后，运动新军、会党，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先君为此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近三百石（最磷初卖与张姓地主，后由张家转卖与王先谦），张斗枢在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先后捐助达万余元；柳聘农、柳继忠，龙璋、陆鸿逵、彭渊恂等都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先君在明德学堂教课，给他从事革命活动以很多的便利。如张继、秦毓鎏、翁巩等人都是由先君邀来长沙共图起事，特意介绍到明德学堂教课，以为掩护的。一九O四年先君与刘揆一、马福益等商议，决定趁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朝贺时，预先在拜垫下面埋好炸药，一网打尽，乘机占领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而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学堂理化教员堀井觉太郎（癸丑讨袁失败后，先君亡命日本，堀井觉太郎关心旧友，特意腾出他在东京市郊巢鸭目白的房子让先君居住）的帮助下，在理化实验室里秘密制造的。陈介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明德话旧》一文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这次起义事泄失败，当差役来拘捕先君时，他由明德学堂逃匿西园龙宅，得龙氏兄弟的掩护和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帮助，脱险往上海。临走时缺少旅费，胡元倓从外间借了三百元送给他，才搭日清公司轮船“沅江丸”离开湖南。

　　一九O五年秋天，我同黄积成一道去日本。第二年秋天，先君从南洋回来，我跟他住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这时，先君多次问及明德学堂和他所熟识的明德师生的情况，言谈之间，非常关切。

　　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之役以后，我由香港亡命东京。这年夏天，同盟会派一批同志回湖南工作。当时我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湖北人）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我们一面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员谭心休、曾杰、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则宣传成立野球会（野球一名棒球，起源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打野球，以增强体质。实际上我们是借这个名义团结同志，并因学掷野球而练会抛炸弹，以为将来发难的准备。当时正在暑假期中，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但参加的仍很踊跃，经常在教育会坪练习的就有八十人左右，其中以明德学生居多数。野球会办起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向官方告密，说是“革党”阴谋活动。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缉，唐蟒列第一名，我列第二名。这时，外间风声很紧急，幸得陈树藩（陈嘉任之父，时任湖南谘议局副议长）的维护，我们才匆忙逃离长沙，仍赴日本。

　　武昌首义后不久，胡元倓由日本回国（任留日学生监督），谋扩充明德学校；到上海时，曾与先君会面。后来他在所写《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一文中，谈到这次的会见说：“辛亥革命事起，克强自武汉苦战力绌来沪，倓见面笑曰：“成功矣”。克强日：“我败来，何出此言？”倓曰：“君非军事学家，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据我所知，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先君原准备推荐胡元倓出任教育总长，后以胡不愿做官，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遂作罢论。

　　胡元倓办明德学校几十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是。除了因范源濂的再三敦促，做过几个月的留日学生监督外，从未担任过其他官职。每对明德学生演说，常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在晚年刻过一颗图章，曰“磨血人”，即取教育磨血之意）。

　　一九一二年夏天，胡元倓去北京，行前有信给先君，商议扩充明德学校，筹办大学。当由先君领衔，呈准北京教育部设立明德大学于汉口，并领得补助费八万元。后以武汉地区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而北京人才荟萃，容易聘请教授，就于第二年春改设明德大学于北京，赁干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聘章士钊为校长。是为明德有大学之始。

　　先君以一九O四年十月由明德出走，一九一二年十月自上海回湘省亲，曾往西园龙宅叩访，并到明德学校访问。当时全体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次访问，是先君出走八年后的第一次回到明德，也是最后的一次。

　　本文革就后，接周震鳞先生来信，提供了几点补充材料，极为珍贵。现在附录如下，以资参证。

　　（一）刘佐楫（柱丞），湖南醴陵人，壬寅年湘抚俞廉三选送留学日本弘文师范的十余人之一（与胡元倓同学）。龙璋、龙绂瑞、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刘也是发起人之一，并出资二百串文。他是王先谦门人，王先谦顽固地反对办学，要他打进来专门刺探革命师生的言行，随时密报王先谦、叶德辉等。胡元倓和龙氏兄弟最初不知道他的阴谋，满以为他热心办学。刘因思想落后，不受学生欢迎，没有任教。同时我从戊戌庚子维新志士方面，得知刘曾经告密出卖他的老师李莲舫，被清政府迫害，要明德师生对他提高警惕，因此，刘急欲掀起风潮，排除我离开明德。他和我的斗争，体现了明德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

　　（二）通过王先谦向湘抚赵尔巽告密的人是单启鹏，安徽省人，他是第一期留日士官学生，当时在长沙担任武备学堂教习。他的兄弟单穗鸿在明德肄业，表面伪装倾向革命，暗地里受乃兄委托，把我们一般革命教师对学生宣传革命的讲话，都一一记录在教科书的书楣上，交给启鹏，由启鹏持报王先谦。最后是启鸿把陆鸿逵对他的历史课卷上我手批的奖励语交给启鹏（陆教历史），启鹏交给王先谦，由王先谦袖着这本卷子向赵尔巽告密，说明德的师生昌言革命，要求审讯严办。由于管学大臣张百熙和湖南的学务处总办张鹤龄都是极力维护我的，事情没有扩大，但明德学堂这时却岌岌可危。

　　赵尔巽为此事曾召集全省巨绅在巡抚衙门花厅开会，我和陆鸿逵以及单氏兄弟都被召参加。开明士绅都袒护我，说我“思想纯正”。陆鸿逵说“批语是单生捏造诬枉我的”。最后赵作结论：认为我是教地理的，不可能批阅历史课卷，斥责单启鹏教弟不严。当场开除了单启鸿的学籍，交启鹏领归，严加管教，要我仍旧担任教习。一场风波，如此结束。

　　（三）胡元倓、龙绂瑞因系明德正副负责人，为了维护学堂，都没有加入华兴会。

　　（四）我和刘佐楫、单启鹏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认为自己留在明德，是王先谦等顽固派的目标，对革命事业不利，因此，坚决辞职。当时革命学生不同意。经我再三解释，并商之胡元倓使等，由克强先生亲自出面，主办速成师范，并另外成立经正学堂（刘佐楫不参与经正学堂的行政和教学）。从此各省的革命党人，来明德、经正任教的日多，参加和赞助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并从而与各省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我虽然名义上离开了明德，和十二个革命学生创办了修业学堂和宁乡中学，但事实上以克强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仍以明德学堂为中心（刘佐楫被明德师生排斥，不久离开了明德），积极展开活动。

　　（五）吴禄贞在湖北参加了自立军的庚子之役，失败后赴日本留学士官。当克强先生在两湖书院读书时，吴经常来访， 交谊甚笃。克强先生在明德、经正办学时期，曾约吴来湘教体操，但抵湘不久，就被调到北方训练新军去了。与吴来湘同时，李书城也曾来明德小住，与克强先生商讨秘密进行革命运动。大概吴，李都在这时加入了华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