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1949：从“和平运动”到三镇解放

　　1949年初，三大战役完胜。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武汉三镇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22岁参加辛亥革命的喻育之，按中国的习惯，提前1年于1948年过了花甲之庆。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已完全失望。国民党立法院长孙科为了借重他的声望进行反共活动，给喻育之一个月薪800元现洋的所谓“勘乱建国委员”的名义，被喻育之坚决拒绝了。

　　喻育之的好友——菲律宾华侨巨商戴愧生，想邀请喻育之到菲律宾任大学校长，也被他婉言谢绝了。

　　早在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喻育之就与共产党人董必武、李汉俊、潘怡如、詹大悲有很深的友谊。他决心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跟着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而是留在武汉，积极参加和平运动。

　　1948年，国民党反动阵营已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武汉市进步力量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内战、争和平运动已成为涛涛巨浪。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接解放，武汉各界爱国人士聂国青等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名叫“十人座谈会”的组织。他们每周六在武昌大成路周杰任校长的衡青中学聚会，直至解放前夕，从未间断。“十人座谈会”的任务，是想与湖北省参议会内争取和平运动的人士，互相策应，与中共地下党密切联系，迎接解放。

　　总揽华中军政大权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字健生，桂系军阀的“小诸葛”，中原大战后与蒋介石反目成仇。出于他拥李（宗仁）倒蒋（介石）的立场，对和平运动不仅未加反对，而且表示赞同。因此大家决定按省区划分，鄂东、鄂南、鄂西、鄂北各派一代表与白崇禧联系，商谈和平问题。

　　尽管白崇禧的表态未必可靠，但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仍然抓住这个契机，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成立，发起会员有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30与人。

　　和平促进会还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不指明地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祈两位代表“作至公至正之主张，消除内战，实现和平，则其功不在禹下矣！”

　　电报发出之后，汉口市也成立了和平促进会。豫、湘、赣、桂四省代表也相继来到武汉联系和平运动。白崇禧装出一副顺应民情的姿态，对湖北省参议会示意，邀请四省参议会组织“五省和平促进会联合会”（以后并未组成）；由于和平运动声势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次日，李宗仁乘势上台，当上了“代总统”。

　　正是蒋介石下野这一天，湖北省和平促进会公推李书城、李伯刚两位代表赴河南解放区会晤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联系和谈问题。白崇禧对此极力支持，不仅派专车、送路费（银元300元），还亲笔给刘、陈二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信，似乎有诚意和谈。

　　1949年3月初，李书城由河南回到武汉，想面见白崇禧，然而几次都未见到。李书城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白崇禧，也不见回音。很显然，白崇禧他对和平运动的支持只是一个假像，但是促进会的人士仍然大力争取白崇禧。有一次，李书城、喻育之及中华大学的校长去见白崇禧，反映军队占用学校问题。谈完之后，李乘机谈到河南解放区之行，说“总司令，我从河南回来，多次求见未成。今天我把到河南去的经过向您报告一下，可不可以？”白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另外再找个时间谈吧！”

　　1949年4月下旬，周杰等地方耆宿去见白崇禧，恳求他维持武汉的和平秩序，白一听，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的意思我知道，无非是要我退出武汉，不在武汉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试问：我再退到哪里？”接着白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间的皮带，道：“我是个军人，守土有责，我不能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完全不提他曾给刘伯承、陈毅写过求和信。

　　尽管白崇禧出尔反尔，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已兵临武汉城下。促进会仍不断变换方式与白周旋，目的只有一个：力求市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城市少受破坏。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又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要求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信。原文是：

　　大局变化，举国震惊，东南半壁，顿成动摇之势。华中凭仗我公威望，巍然屹立，武汉安堵如恒，人民托庇帡幪，同声感戴！惟大局演变至此，一般人民易生惊惧，乃挽难先等代麾下有所吁请，白总曾有明示：一、与作战无关的建筑设备，绝不破坏。二、必要时，留下武汉两市警力维持市区秩序。德意下达，冰谷回春。难先等谨代表武汉百余万市民，向公致谢！为期实惠下达，广被仁风，尚有三点要求：一、凡市区水电事业，防御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之各项建筑与设备，既与作战无关，蒙允保全，自毋庸置虑。惟恐万分紧急之际，狭隘激烈分子擅作破坏企图，务恳我公预示决策，先机制止。二、允留维持市区之警力，实为武汉三镇市民生命财产之唯一保障，伏祈预赐饬知省市当局治安机关及守备部队，俾地方人士便于联系。三、我公驻节华中以来，对于青年爱护有加，凡属学生家长，无不馨香顶礼。今日局势，学生言行已无足轻重。报载上海逮捕学生数百。如无阴谋暴动之实据，此举实无意义。恐武汉形势趋于恶化时，狭隘激烈分子行动，不能仰体我公爱护青年之意旨，故特请垂注。

　　对于人民的呼声，白崇禧无动于衷。这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和平促进会配合中共江汉军区城工部的地下工作对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警察局长胡慎仪进行策反。还利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时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组织了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救济会成立之时，已传来百万雄狮过大江的捷报，白负隅顽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烧杀抢掠是完全可能的，救济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一）防破坏、反搬运。着重预防破坏水厂、电厂和电报、邮政以及轮船、火车水陆码头、重要工厂设备。5月8日，武昌平湖门外停泊的三艘小火轮将被炸毁，经周杰秘密派人与执行爆破组疏通，给他们银元300元，才将小火轮保存下来。

　　在汉口方面，白崇禧派一个工兵营执行爆破任务。由市商会出面筹措了价值约二万银元的现洋和金银首饰分别“运动”武汉卫戍司令鲁道源、武汉警备司令刘昉各一半，才使他们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