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珍藏井勿幕遗墨随想(2)

　　二

　　时间跨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政治原因辍学的我①，在西郊工厂当学徒。一天在家里见到了胡含叔先生，他正在为“省政协文史办”征集辛亥革命的史料。我的记忆是这样的，那时我大妈和家里人仍住居老宅，我妈一室和外婆共七人分居至旧居西隔壁，是一个有后院的四合院。院内上房一明两暗，中间是宽畅明亮的过厅，过厅前面是木阁子门，后边是四扇屏风门又高又厚，这样分成三个空间，随意分合。母亲住在上房东屋，到过我家的同学印象最深刻地就是那些陈旧的傢俱摆设了。经过前院穿堂入室，胡先生就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主人坐的位置）。对面摆放的是茶几，两侧一对玫瑰椅，茶几镶大理石面。他能看到西面木隔墙上挂着镜心八仙过海图横披一帧。母亲居室的东壁有红木挂屏（画屏），屏心为冷枚画“仕女图”，“贵妃出浴图”，“长亭送君图”，“竹林七贤人物”。母亲的架子床前放有瓷绣墩，上置我四姐刺绣制作的坐垫。床侧置放古式的屏镜，另一侧的古旧灯架，就像现在的挂衣架。

　　和先生的交谈中得知，胡先生是邓宝珊将军麾下旧部。当时邓将军去兰州开军事会议，途经西安时，他特意去拜見老上司。邓将军询问旧友的情况。在谈到先父的家况时，邓将军关心地问，又明善收藏很精细，不知那些珍贵资料、文物家人保存的怎样？……然后，胡先生还给我说，他有一个孩子在农村，提出请邓将军给儿子安置一份工作，邓可能考虑到影响，馈赠现金200元慰之（当时我的工资是13元5角）。胡还亲切认真地告诉我，等到整理好史料你们就是辛亥先烈家属！就会按照辛亥先烈家属对待。有机会时我领你们（指子女）去拜望你父亲的旧交。那时候讲政治第一，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殊荣呀！先父遗稿外面用一块织锦大方巾包着，内还有彼时老同志的姓名和联络方法，通讯目录，有水榭亭会议的资料。另外有井勿幕、胡笠僧、于右任、田玉洁等人照片和一些底版。照片底版是玻璃的。在交给胡先生前我母亲说，把孙中山手迹拿去拍个照片，于是在南大街“美丽照像舘”办妥。我清楚地记得“孙中山书赠先父博爱手迹”、“柏氏花园照片”在大南门的城搂内展览过，轴心下方贴有“孙中山先生真蹟”的字条，照片中连字条都拍进去了。这張大照片一直挂在胡先生坐过那个位置的上边，一进屋就能看到。以后我曾去过胡先生住的地方，在南大街黄龙巷内，一间厦房里他的儿子在玩机械七音琴（相当于现在的生日礼物音乐盒），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先生了。一直到1982年出版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有一篇文章《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在文章的后边有调查采访人的姓名，我看到了先生的名字。说到这儿，要叙述两段经历，因为这和保护文物有关。

　　（一）1964年社教运动时，在我母亲居室开过一次阶级教育现场会。由巿公安局工作组的同志召集，居委会干部、母亲和子女参加。主要是帮助我母亲改造思想，通过评审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1958年我母亲因“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一案，被判处管制三年，刑期由1958年3月7日起至1961年3月6日刑满，管制期间剥夺政治权利）。会议和风细雨地进行，工作组讲政策，毌亲汇报劳动改造的收获，居委会干部王某（女）忆苦思甜，子女谈认识体会。工作组总结时说，会开的很生动，效果很好，希望张彩珍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世界观，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又对子女说，要紧跟形势，现在挂的“博爱”照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换上新的内容。会后我请回毛主席像，旁边用红纸写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恭恭敬敬的布置在八仙桌上方的墙上。镜框心都书写毛主席的革命论述，旧的内容如捐赠给博物馆的收据、“博爱”照片、老照片仍放在镜框内没取出来。会后我们议论，巿上的干部水平就是高。阴差阳错地保留下来这部分文献资料。

　　（二）1966年初，高葆英出公差到北京。正值红卫兵兴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公交车、去食堂吃饭、打电话都要自报家庭出身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打、砸、抢和抄家已经出现，此风很快就会波及各地。她不敢停留，到家时说了北京红色恐佈的情况返回兰州单位。这时家里人有了思想准备，在西安刮起抄家风的时候，高启绩（居老宅）经思虑决定，联系巿文管会处理。后来文管会协助西安高中红卫兵（我侄子高峰的同学）把分居两处的文物字画整箱用卡车拉走，没有被红卫兵烧毁，文革后一部分归还。

　　在文革前的一天，民主党派在开追悼会，扩音机出现了问题。我住在对门，看大门的老杨找到我，我去把线接好了。随后我找到一位秘书要求借阅内部资料：《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他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父亲的回忆文章，标题是“井勿幕由日本回陕后的革命活动”。文章有“编者按”，说明该文是节录先父《如是我见我知录》遗稿，按语中说父亲对革命曾有不少贡献，看到以后十分高兴和激动。文中所述是民国元年前陕西革命运动初期之动态，其中父亲回忆了井勿幕先贤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业绩。到了文革谁还敢提这些人和事，唯恐避之而不及。

　　……历时十余年，到了文革的后期，拨乱反正的时候，逐渐地恢复了“辛亥革命史料组”的活动。青年学子张应超每周骑车子，参加小组活动。我随他到东木头市11号参加过例会，见到了樊子先、胡景通（胡景翼五弟，辛亥二代多称其为“五叔”，又因其世事通达俗称“活字典”）、郑自毅诸先生。有幸通过应超的关系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借出来父亲的手稿，我看到父亲的亲笔手书遗稿，怀念之情犹然而生，这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