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文蔚和董必武的毕生交往

　　中国共产党在近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始终如一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不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使之代代相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更是率先垂范，广交党外朋友，积极做统战工作。这里仅就董必武同志关心爱护和积极帮助党外民主人士蓝文蔚先生的事例作一简要忆述。

　　蓝文蔚字汉凌（1894~1976年），湖北黄陂天河镇大蓝湾人，系辛亥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亲自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二路军总司令兼关外都督蓝天蔚（字秀豪、陆军上将）的胞弟。文蔚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国民党革命军连、营、团、旅、师（授陆军少将衔）。抗日战争前曾任过陇海铁路货捐局局长、湖北省水利局局长、烟土局局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国民政府参议，对于这样一位在国民党军政界颇有影响的湖北人，自然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蓝文蔚老人系我同族的叔祖父。抗战前夕，家父蓝芝烈任职广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文蔚老人亦在广西第四集团军任高参。我们两家同住桂林，往来甚密。解放后，我虽在外地工作，但只要因公回到武汉，必去看望文蔚老人。记得1954年10月和1956年8月两次去武昌粮道街老人寓所探望他时，老人曾深情地对我谈起他一生与董老的深厚情谊。言谈中十分真挚地表露出他对董老给予的关心爱护与真诚帮助的由衷之情。

　　董老与文蔚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有较深的交往。据文蔚先生对我说，他对董老的高尚人品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十分崇敬。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就有一段不平凡且鲜为人知的交往。

　　1927年董老在黄安（今红安县）领导农民运动，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董老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正在十分危难之际，时任国民党军师长的蓝文蔚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亲信暗中将董老营救到他的司令部，款待数日，奉若上宾。送别时赠送盘缠和衣物，派人暗中护送董老脱离险境，去了当时革命处于高潮的南方——广州。

　　抗日战争时期，董老和文蔚先生都在当时的陪都重庆。董老是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议，文蔚先生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事，是代表湖北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因此，他们不仅经常相聚，共商国事。而且私下更是交往频繁，常有推心置腹的长谈。董老向文蔚先生介绍解放区军民奋勇抗击日寇的战绩，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阴谋。鼓励文蔚先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多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欺骗。在董老的帮助和鼓励下，文蔚先生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与倒行逆施。于是，自觉地脱离了国民党军政界。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辞去了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的一切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董老更是明确要求文蔚先生回到武汉后，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保护党的地下组织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安全。按照董老的嘱托，文蔚先生回汉后，一直寓居武昌粮道街祝家院11号一普通民房，深居简出。暗中为保护党的地下组织和迎接武汉的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较为突出的是1948年汉口仁德医院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始终得到了文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他充分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和孙科的关系。特别是与桂系的特殊关系，请他们为仁德医院题写匾额和院名，为掩护该院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当国民党军警、宪、特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之时，文蔚先生应医院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通过当时任武汉行辕办公厅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司法处）处长的冯嶷（字歧吾）与文蔚先生是内情的特殊关系，请冯出面为该院办了一张盖有武汉行辕官防大印和白崇禧私人印章的通告，上面书写有“慈善机关，不准驻军”八个大字。有了这张显赫的“护符”，不仅当地权贵另眼相看，而且国民党军警宪特务也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掩护了该院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

　　不仅如此，在武汉临近解放的前夕，文蔚先生还根据董老的指示，为了迎接解放，保护国有资产不被敌人破坏，积极与当时在汉的政界元老和社会名流李书城、张难先、陈时、张希文等人发起组织护城队，组织工人和学生参加护城队，为遏制国民党撤逃时的疯狂大破坏，为迎接解放军胜利进城，确保武汉三镇的顺利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文蔚先生从不向人坦露上述在暗中为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也没有主动与董老联系，提出生活上的企求。一直闭门寓居粮道街一简陋民房，过着很清贫的生活。直到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才使文蔚老人不得不求助于董老。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在全国城乡掀起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有一天黄陂老家乡下农会干部和群众数人，突然来到粮道街文蔚老人寓所，强行带走文蔚先生回乡清算（其实文蔚先生在乡下无田产，只有其二兄蓝才蔚有田产出租）。文蔚先生为了支持土改运动，毅然同行，回到离别数十载的家乡。由于当时的土改工作组也不了解文蔚先生在历史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更不知道他与董老的特殊情谊，加之刚解放不久，农会干部政策水平也不高，于是把文蔚等人关押在一暗室中，严格监管，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文蔚先生便自然地想起了求助于董老。于是他便在乡下给董老写了一封短信，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信是托一农妇带出去由文蔚先生的夫人转寄北京的。不几日就收到董老的回信。我1954年在文蔚先生家还亲眼目睹过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存放在老人书柜里。当时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襄助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在繁忙的政务中，仍及时给文蔚先生作了回复。信中内容据文蔚老人告诉我，董老很珍惜昔日的情谊。在信中恳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上曾经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朋友是决不会忘记的。并说已电告湖北省从速处理此事，保证文蔚先生人身安全。同时在信中企盼文蔚先生继续不遗余力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献言献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由于董老的直接过问，湖北省有关方面马上派人去黄陂当地做工作，立即释放文蔚先生回汉休息。同时由于董老的力荐，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诚恳邀请文蔚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在董老的鼓励与帮助下，文蔚老人解放后努力坚持学习，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积极参政议政，献言献策，为新的红色政权奉献余热，而且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老人毅然将自己的独子蓝惟中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学飞行驾驶，在朝鲜战场上曾立有战功。后来在一次与美军的激烈空战中，壮烈牺牲，血洒朝鲜国土。志愿军总部授予蓝惟中革命烈士称号。事隔多年后，文蔚老人还自豪地对亲友说：“惟中死得重于泰山，他为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而死是很值得的。”

　　一个老国民党人能有如此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当然是难能可贵的。我想这其中必然有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威力，其中自然也蕴含有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对党外朋友真诚关心爱护和鼓励教育。

　　1990年家父在台湾病逝，我获准赴台奔丧。在台期间，与胞兄蓝毓华谈起文蔚老人时，家兄对我说：“1948年我在汉任职时，曾去看望过汉凌三爹（我们平时都这样尊称文蔚老人）。在粮道街老人寓所遇见一位身材魁梧、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有如老学者风度的长者在坐。我去后，他们又移至书房有常时间谈话。客人走后，汉凌三爹对我说：‘毓华，你知道刚才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三爹笑着对我说：‘他就是中共鼎鼎有名的董必武先生呀！’”

　　由此，我更是坚信董老与文蔚先生交往甚密。他们互相尊重、相互信任、真诚相见，数十年如一日。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但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诤友、同甘苦、共患难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后备人学习的啊！

　　蓝敏注：此篇文章为蓝毓荃老师所写：

　　1、蓝惟中的父亲是蓝才蔚，我与蓝惟中是嫡亲兄妹，文蔚是叔父。当然，文中叔父称蓝惟中为“独子”亦可，因天蔚、才蔚和文蔚三兄弟仅有这一个男孩儿。

　　2、父亲蓝才蔚与叔父蓝文蔚共同将三房共一子的蓝惟中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三年牺牲在朝鲜。

　　（蓝敏系蓝天蔚、蓝文蔚的侄女，蓝才蔚的女儿，蓝惟中的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