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与胡兰亭
辛亥革命网 2011-08-22 00:00 来源：《长江日报》2011年7月31日 作者：胡培明 查看：
每当我独自伏案，内心不时回荡着武昌辛亥革命那激烈岁月，不禁感慨万千。为何辛亥首义会在武昌成功？对于这一近代史上的重大课题，常让我陷入沉思。
1906年正月的那个夜晚，武昌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穿过僻静陋巷，江面上阵阵朔风将不断坠落的枯叶扫到路边的角落，他意识到这似乎是天地间的大稀之声，寓意着某种天意。
在这条名为高家巷的尽头是所教穷孩子的教会学校，院子里坐落着一座三层楼L型的红色砖瓦房，里面不时传来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让寂静的小巷更显得幽静。
胡兰亭径自走进院门，刘静庵和曹亚伯这两位日知会的同仁正等着他。在青蓝的凛冽夜空中，从由小院天井向苍天望去，云层渐开，日月星辰似乎也亲近了许多。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焦虑，希望!……嗯，点燃明天的希望! 胡兰亭在内心这么默念祈祷着，在他那禁闭的嘴角上隐约露出一丝微笑。他向刘静庵伸出手，望着对方热切的目光说道：“走我们快点进屋吧。”
就在这天晚上，胡兰亭、刘静庵与曹亚伯三人一道共同商议改组日知会，这一重大决定对日知会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改组，日知会重新制定了日知会的新会章，从此明确了以推翻满清帝制矢志。
1865年胡兰亭出生在湖北汉川一个穷苦的船工家庭，幼年时父母先后丧亡，投靠亲姊无靠后，为基督教会福音堂教工收养，入教堂当勤杂工，后得英籍传教士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栽培，长大成人。
1904年9月黄兴在长沙起义失败，时任武昌日知会会长的胡兰亭闻讯后，亲赴长沙协助安排护送黄兴脱险。科学补习所事败时，胡兰亭接纳了寻求庇护的刘静庵，并决定聘静庵为日知会的司理，负责处理会务。数月后，会务大进，湖南、湖北的革命志士又开始聚集起来，以武昌圣公会日知会为掩护并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
改组后的日知会以胡兰亭为会长，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冯特民等为核心领导人。与同盟会以积极运动会党的战略不同，日知会则非常注重在军界中发展会员，日知会在武昌各军营与学堂均有代表，他们成为革命力量的种子。这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日知会会员中，有彭楚藩、刘复基这样后来成为辛亥首义的革命烈士，也有像孙武、吴兆麟、蓝天蔚、蔡济民等一大批参与并领导武昌首义的革命志士。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董必武等也曾经参加过日知会。按老日知会会员后来的回忆，入会的会员“数约万人”。
1906年底，由于日知会内部叛徒出卖，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九人遭到清廷的逮捕，而在第二批的逮捕名单中就有胡兰亭。史称日知会“丙午狱案”。案发后，来自美国的进步传教士吴德施等出面营救。此案拖到1909年夏才宣判，原定第二批缉捕名单亦被取消，胡兰亭等方得免祸。
当时身在日本的胡兰亭及日知会同仁，积极伸出援手，戮力营救狱中同志。1909年清廷解除拘捕令之后，胡兰亭回国，他常赴狱中探视难友。在刘静庵去世后，胡兰亭负责为之理丧且瞻养其母，将刘之言行整理成《刘静庵》。
武昌日知会日知会在活动范围与组织规模上无疑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反清革命团体。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日知会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真正源泉”， 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确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丙午失败后，日知会又继续发展演化成日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等革命组织。辛亥首义的成功与日知会有效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1914年，胡兰亭最早在中国现代教会史上提出了 “要我当主教，必须实行‘三治’脱离外国差会管理，自己管理自己。”之倡议，亲自到各省教会讲道，与各地中华教会协商“三自”事宜。
1936年4月19日胡兰亭因脑溢血病故。在其追悼会上，革命元老张难先赠“吾党长城”直轴一付，并题词曰：
兰亭先生，鉴清末，吾鄂革命自科学补习所失败后，会所几无立锥之地，其时，兰亭先生主持圣公会教务，以其大无畏之精神与刘静庵，就日知会为机关，作大规模之运动，军学两界入本党者以数千计，吾鄂辛亥革命，实基于是。因题此以挽之。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缅怀我的这位先祖，让我也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尤其在人格上，胡兰亭堪称高风亮节。他在革命成功后，绝不居功自得，更不求当官进阶，而是仍一心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与虔心布道。在张继、张难先、居正、冯自由等辛亥元老对他为革命所做贡献大赞其辞时，胡兰亭则一再谦辞不受，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皆出自应尽之义。
二0一一年六月于武汉
（本文作者系胡兰亭的曾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