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读一部有情怀的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蓝天蔚年谱长编》

辛亥革命网 2016-11-03 14:2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严昌洪 查看:

《蓝天蔚年谱长编》洋洋80万字,可谓鸿篇巨制,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蓝天蔚的光辉一生,形塑了蓝天蔚“只知以救国为天职”,“以铁血为同胞谋幸福”的高大形象。

 

  蓝天蔚将军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拒俄运动中,正在日本留学的蓝天蔚,仗大义,发公愤,担任学生军队长,率领同学训练,准备开赴拒俄前线;辛亥革命时期,在奉天(今沈阳)担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的蓝天蔚,响应武昌起义,策动滦州兵谏,筹划奉天独立,率兵北伐东省;护法运动中,他追随中山,宣慰西南,转战鄂西,喋血重庆,为谋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了宝贵的生命,真正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放眼不嫌天地阔,此生端为国家来”。其曾外孙女蓝薇薇女士为弘扬烈士的革命精神,为厘清与烈士有关的若干史实,怀着对前辈崇敬的心情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呕心沥血,数载爬梳,编撰出版了《蓝天蔚年谱长编》。

  年谱以年月为经,事实为纬,与传记相比较,收录资料较少限制,故年谱的背景虽不及一般编年史广阔,但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细程度,却超过了一般编年史,所以说它“既便知人,且可论世”。因为,一部记事详明可信,内容充实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年谱,不只是了解评论其人其事的主要依据,尤为重要的,它是研究谱主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可贵材料,这类材料在“正史”一类的典籍中只是零星散见或完全阙如。衡量一部年谱的价值,主要看它保存史料的原始性、丰富性、可靠性和全面性。如果记载详实,考订精审,则不失为一种经过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蓝天蔚年谱长编》就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年谱。

  《蓝谱》洋洋80万字,可谓鸿篇巨制,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蓝天蔚的光辉一生,形塑了蓝天蔚“只知以救国为天职”,“以铁血为同胞谋幸福”的高大形象,并为我辈学人研究蓝天蔚生平事迹、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蓝谱》作者并非历史学者,能够编撰出大型年谱长编,难能可贵。《蓝谱》的出版,可喜可贺。

  初阅“蓝谱”,认为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体例规范,且有创新。

  《蓝谱》按照年谱的一般体例,每年中,首记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次记谱主有关事迹,或与谱主有直接关系的活动。谱主活动,一般以当日事之先后排列。著录采取平叙与纲目体裁并用,具体写作则是斟酌情形选用。

  其创新之处,在于年谱以外,增加了《谱前》、《谱余》和《谱后》。

  《谱前》两种,其中“家族源流”用以明晰谱主之家世,兄弟行状及重要亲属关系;“黄陂沿革、民风”用以介绍谱主出生地沿革及风俗。

  一般年谱记载至谱主逝世之年,《蓝谱》则以《谱余》方式将谱主身后史实加以记录,以便让读者知晓谱主的影响和后人的纪念。如,记录了蓝天蔚护法阵亡后,1922年10月经过张绍曾与众京官、侨务局总裁饶汉祥等呈请,北京政府发布昭忠命令,予以褒扬给恤。并得以开复原有官勋,追赠陆军上将,由国务院从优给恤,并宣付国史立传。也记录了1923年6月10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蓝天蔚追悼大会,并根据《蓝上将荣哀录》著录了追悼会上收到的挽联、挽诗、挽文等。还记录了1924年10月蓝天蔚遗榇由夔运至武昌暂厝,1926年2月1日安葬蓝天蔚的情景以及章太炎所作《蓝天蔚墓表》。

  《蓝谱》将一般年谱的附录作为《谱后》,附录了“蓝天蔚著述”、《蓝天蔚事略》等,其中《蓝天蔚著述》为首次对谱主著述的整理。由于谱主遗留文字并不太多,这种处理方法,集谱主文集与年谱于一书,便于读者阅读利用。

  二、注释精当,利于阅读。

  《蓝谱》中涉及与谱主有关联的人物众多,许多人物是普通读者所不熟悉的。《蓝谱》对今人知之甚少的人物逐一加注释介绍,注文言简意赅,精当准确,既增加了读者的文史知识,又方便了读者对史实的阅读与理解。

  编撰者还利用注释补充了部分史实或资料,如关于蓝天蔚在鄂西与王天纵反袁护国之事,散见于段剑岷、刘道平等材料,由于这些材料雷同较多,错误不少,编撰者并不采信,但在注释中还是。著录了这些材料,聊备一说,以待新证。

  注释中常有编撰者对史实的考辨,并纠正以往记载的一些错误,如辽宁省档案《蓝天蔚致谘议局等电》在《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三卷中署为《盛京时报》1912年6月10日,《蓝谱》在注释中指出“此件时间有误,结合谘议局复电,推知当为1912年2月16日”。

  三、史料宏富,征引翔实。

  年谱长编质量高否,在于所收史料全面,准确。编撰者曾多年奔走,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国史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台湾大学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苏州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黄陂地方志办公室、湖北省档案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资料,征引专著约60种,报刊50余种,论文集5种,各种资料汇编上百种,外文资料10来种,未刊资料几十种。所引用资料,力求引用原件、影印件或最初发表的报刊及书籍。谱主生涯中有重点疑问处,诸说并存的,择其善者。过于重复的,取其一说;诸说略有不同的,细大不捐,经考订后罗列于目文;暂无第一手资料可资核实的,不得已而采用一般说法,加注说明。重要情节、论据有矛盾、歧义处,“按”语说明之。所据资料,均注明出处,包括作者、书刊名、篇名、版本、出版时地、卷号页码等,便于读者查考。

  作者虽然是谱主的后裔,但她编纂其先祖的年谱,不仅仅是为了给先辈立传,而是想弄清一些史实,试图回答近代史研究者或普通读者会萌生的一些疑问,如,辛亥年间奉天举义及举义不成的详细过程是怎样的?蓝天蔚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蓝天蔚是如何死的?等等。怀着这样明确的目的,搜集资料,选录入谱,就很有针对性。是否实现了这一目的,是否解开了这些疑问,尚有待读者阅读后判断,而我要指出的是,她这种有针对性的编谱做法,比纯粹为先祖树碑立传的功利性要更有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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