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略更对蓝致力于军事学，多所突出。蓝第二次留日，端方“并遣优等生徒五十人随君行。君悉使分习军需、辎重、军医、兽医等门。鄂军人才之备，此为嚆矢也”。且在湖北新军任镇参谋，“改编新旧军，斟酌损益，君有力焉”。事略中还饶有兴味谈起掌故，蓝在湖北弃官不就，第三次赴日本，读陆军大学，“日政府嘉其志，命东条中将、伊布大佐为之讲授。盖国外人不许入陆军大学也。东条固娴于军事，晚岁以著书称于时。君与之游，颇得闻兵机之閟奥，所造诣渊乎莫测矣”。 [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如此绘声绘色，即在于说明蓝天蔚的军事才能。即便于其护法事实，也多自军事学而言，“迨滇黔军败，将卒群归，以鄂西一隅，分征东三路，张空拳而冒白刃，危更甚于李陵；集乌合以作鹰扬，事本难于尚父”。[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是以军事家李陵、姜尚比拟蓝处境之艰危。
二是护法劳瘁。呈文中以近半篇幅描写蓝天蔚辗转西南、鄂西统兵护法的艰难和无奈，肯定其“事功虽微有异同，法统则终归恢复”。[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
同为呈文，1928年的张静江等呈文及事略中，蓝则是以党国先烈的形象出现。
中国国民党以辛亥革命奠定历史地位，又以国民革命再造中华民国，革命性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衡量人物的重要政治标准。不足四百字的呈文，落笔革命处颇不少，介绍蓝天蔚早年“从学东瀛，愤清政不纲，与同志组织义勇队，便以改革政治为职志；回鄂治兵，又传播革命种子”。[ 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附录事略，对蓝在鄂新军中事迹以“日以所抱改革大志，发为伟论，以灌输军人脑中。鄂新军之富于革命思想，多君力也”[ 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来评价，恰好作了呈文的注解。
评判是否革命，则以与孙中山的关系为准的。孙中山是南京国民政府树立的精神偶像，是极其重要的革命符号。呈文两处提及蓝天蔚“奉先总理命”，先后投身都督关外的辛亥革命，和慰问“川滇闽鄂诸将士”的护法运动，“综其生平，首义既著勋劳，护法又以身殉”，[ 张静江等：《呈文》，《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在在与孙中山密切关联。
再深入比较两篇事略的文字改动，还潜藏着弦外之音。1922年事略记述拒俄运动中，蓝天蔚“与同志谋革新之策，组织义勇队，取见义勇为之旨，群推君为队长。一时海内外名流如黄兴、钮永建等均隶焉”[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1928年事略则表述为“与在东同志组织义勇队，谋革新，群推君为队长，一时海内名流如黄兴、钮永建均与焉”[ 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前者“隶”属义勇队，后者身“与”义勇队。一字之改，蓝天蔚地位顿改，不复以队长之职统领义勇队，变身成和党国先贤黄、钮同与其事。
1928年事略删去了1922年事略中蓝的言论，如“南京已下，孙文设临时政府，命君为参谋总长。君以大敌当前，设人怀苟安之心，功必败于垂成。因手书讽黄兴曰，江南六朝佳胜，惜今非宴游之时。某不敏，敢辞”[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明显是为避唐突党国先贤黄兴，并消解前事略中对南京临时政府不思北伐的委婉批评。
1928年事略增加了两段言论。“先总理在粤组织护法政府，君往。命君曰：‘川、滇、闽、鄂将士征战苦且窎远，君其勿辞劳瘁，代余往慰问。’君曰：‘蔚以身许党国，任何艰难，所不敢辞，敢惮跋涉耶？’”后文继续增加，“九年，黎天才、王天纵诸部失利，军中无主，各自张君帜归。君厚抚之，率以征鄂，曰：‘吾以此报大元帅委之重，以明我护法军非畏难苟安者，成败不计也。’”[张静江等：《蓝天蔚事略》，台湾“国史馆”《革命先烈褒恤案》，入藏登录号： 001000003857A.]此番书写，特别突出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蓝天蔚变成了不负领袖信托、以身许国的党国先烈。
对比一下1922年事略中如何书写蓝天蔚在护法中事：“时南中组织政府以护法相号召。因南游于粤，见所谓自私自利，曾无以异，深惧分崩之祸不远，乃请往川滇闽鄂慰问将士。……无何，粤政府解体，岑春萱[煊]北归，唐继尧、刘显世相继去走，川将争为雄长，所谓护法诸省已瓦解矣”。支撑蓝在鄂西护法的理由是其“誓于众”的演说，“‘诸子忍饥冒死为欲靖国难耳，今乡邦之难且不恤，何有于国家？’”[ 阎鸿飞等：《京官呈文附录蓝天蔚事略》1922年10月5日，《蓝上将荣哀录》残本。]衡诸史事，蓝抚军鄂西，并不全然是应孙中山之命，广东护法军政府的集体领导在蓝行事中多有体现，已发现的材料中，诚然有蓝致函孙中山，表白“蔚在夔府结合鄂豫两军，与川中义军誓存亡相依，并拟相机进取湖北，贯澈护法救国主张，为先生前驱也”[ 《蓝天蔚报川中军情上总理函》（192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党史史料抄录副本》，分类号：（川）（军—5）（11）， 档案号：环龙路档案575号。]，也不乏密电多封向唐继尧请示行止[ 《蓝天蔚密电》（1920年7 月 25 日）、《唐继尧复密电稿》（1920年8 月 31 日、9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第 177 页。]。这自然和1928年事略中突出唯一领袖是互异其趣的。
时隔六年，蓝天蔚形象何以出现这般转变？呈文作为公文，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叙绩酬庸，必然要合乎时宜。1922年黎元洪代替徐世昌柄北京政府，为蓝天蔚“开复官勋，照上将例从优议恤，并请将事迹宣付史馆”，自要理由充分，呈文既要表现蓝殉难之事，为致力于“法统恢复”，有功于国；且要挠中“我总统长战场共吊，颦鼓与思，风雨而念故人，仁义而兼儒侠”的痒处，塑造一个护法将军形象最为合宜。是年双十国庆日，北京政府发布昭忠命令，授湖北战死文武褒扬给恤，蓝天蔚列名其中[ 《祭日之国庆点缀》，《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3版。]，并追赠陆军上将[ 章太炎：《蓝天蔚墓表》，《兴华》，第26页。]。而1928年国民党初步统一中国，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立国纲领，再行“从优抚恤表彰”，就需要重塑蓝天蔚的革命形象，但要弱化其历史地位，使其行动受命于“先总理”孙中山。这就使蓝天蔚以党国先烈身份，得到国民政府的抚恤合情合理。萧瑟秋风今又是，只不过，换了人间。公文对政局轮替极为敏感，出现如上各异的表述，便不足为奇了。
三
不同于同仁身与其事的书写，也不同于公文深具目的的书写，还有一类是局外人的书写。其方式往往是以一手资料、前人记述为基础，进行再度创作，作者既非故旧，也非亲属，基本是局外人的身份。一般说来，这类书写会比较客观，但实情并非如此。随着知情人物故，时间推移，多人笔墨辗转，误植经历，制造“事迹”，增其虚华并不少见。以下自两个实例来看后人笔下的“事迹”设计。
1.蓝天蔚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
谭永年在成书于1957年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说，孙中山在日筹备东京同盟总会，“当时在东京参加会议人物，有田桐、张继、邓家彦、沈云翔、章炳麟、黄兴、汪精卫、钮永建、胡汉民、蒋尊簋、丁维汾、陈英士、蔡元培、蔡锷、李烈钧、许崇智、戴天仇、居正、蓝天蔚、柏文蔚、胡毅生等数十人”。[ 谭永年：《辛亥革命回忆录》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