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津“护国”纪实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于世，普通民众亦“康、梁”并称，给其贴上了立宪派、保皇党等诸多标签，梁启超三个字一度成为改良、妥协的代名词。其实，这些过于简单化的标签并不能概括和解释梁启超一生政治追求的全貌。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立宪派为早日实现宪政，一再请愿，而清廷一再敷衍。武昌起义后，失望的立宪派人士站在了革命党一边。张一麐认为：“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著名学者张朋园先生也指出：“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人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共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作为立宪派重要领袖的梁启超，在寓居天津的时候，曾多次出手保护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一切，都要从梁启超与天津的缘分说起。

　　缘起天津

　　梁启超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缘分，人们多以为始于1915年，也就是其定居天津之时。其实梁启超一生中的很多关键时刻都是在天津度过并由这座城市见证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仓皇去国，天津是其逃出生天的“福地”。对于这段历史，梁启超著作中多次提及。“八月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对于梁的出逃，日本政府给予了大力协助。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京、津一带游历，并有皇上用伊藤为客卿主持变法的传言。政变失败后，谭嗣同劝说梁启超“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根据时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的记载，1898年8月6日晚，梁启超避入日本公使馆，经伊藤博文同意，林权助决定帮助梁启超逃往日本。林权助赶“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正逗留中的郑领事（郑永昌，时任日本驻天津领事），让二人都化装成打猎的样子”，到达天津车站，在月台上行走的时候，“还是因被友人看见做了报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着梁。”“二人马上跳进帆船，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最终郑永昌将梁启超安全送上了停泊在塘沽港的日本军舰“大岛号”。惊涛骇浪之中，梁启超与天津这座城市有了“生死之交”。

　　流亡日本的十五年中，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梁抵日后不久，日人平山、宫崎便居间调停康、梁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欲“使两派联合谋国”。“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于为伍之见。”不过，此时梁启超的思想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在1899年其与孙中山来往的书信中，他向孙中山表示其办事宗旨“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只言片语间隐约流露出破除党派之争的想法。我们也能感觉到当时梁启超的两难心情。一方面，就梁本人来说，已经比较倾向于与孙中山合作，支持孙的革命行动。“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另一方面，虽然康、梁之间开始有了分歧，面对自己追随多年的授业恩师，此时的梁启超仍然幻想能够居中调停孙、康之间的矛盾。“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兄但假以时日，第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密切，当时甚至已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康有为得知消息后，大怒，“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因为往来不便，两派合作的事情逐渐冷淡了下去。1900年，立宪派积极策划“自立军”起事，梁启超给孙中山修书一封，试图劝孙中山抛却前嫌，协助勤王。梁启超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并断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虽然血的事实最终打破了梁启超的幻想，但是我们仍然从信中读出其与革命党合作的愿望，而这正是梁启超与其老师最大的不同。“自立军”起事失败后，立宪派受到沉重打击，梁启超感觉自己“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渐悚”。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愈挫愈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最终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此时的梁启超已对清廷彻底绝望，提出“吾党今日但求一中心点，可以统一全国，勿致分裂，于愿斯足，现皇统可利用则利用之，若诚不能，亦尚有他法”，直斥清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取灭亡，……，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十五年中，梁启超顺应历史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转而拥护民主共和。

　　1912年，去国十五年的梁启超踏上了归途。10月5日，乘“大信丸”行至大沽口外。一方面，当时的梁启超去国已久，归心似箭，不料“望归国，望了十几年”，“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云：“此种港湾，大约除我堂堂大国外，全球更无他地可拟”。另一方面，其对国内形势亦不是特别放心，“在舟一来复，不知世事，不审登岸后有何惊心动魄之事也”，“亦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与十五年前仓皇夜奔、只身去国的狼狈截然不同，对他这次归来，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普遍表示欢迎。这令当时的梁启超大感意外与感动，“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张謇、黄兴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梁启超在天津立足未稳，各政治势力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其的争夺和拉拢。登岸当晚，“赴利顺德民主党晚餐欢迎会，由孙伯兰君（洪伊）述欢迎词，……，继而由杨皙子君（度）代表来宾述欢迎词，至十二时始散”。10月9日“晨九时半，赴李公祠民主党直隶支部欢迎会，到会者数百人。……，演说中国政党有第三党之必要，……，十二时散。……。晚七时赴利顺德共和党代表欢迎会。”梁启超的安排来看，梁当时倾向于向共和、民主两党靠拢。一则当时的梁启超虽已经抛却保皇立宪思想，但仍稍嫌革命党手段过激，所以其欲“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二则，梁启超利用自身声望促进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有躬身践行政党政治，与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的目的。不排除袁世凯妄想利用其对付势力大张的国民党，但客观的讲，梁的设想和行动是符合民主共和概念之真谛的。梁氏的演讲宣传，令“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此时的国民党也多次试图将列入梁启超拉入己方阵营中，这在梁启超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现所难处者，惟国民党欢迎入党一事，彼已二次专人来劝驾，然此安可者，只有拒绝而已。”“日来最困之问题，则国民党日日使人来招邀强□不已”。

　　定计书房 谋划护国运动

　　梁启超回国之初，袁世凯极尽拉拢之能事，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二者的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凯解散国会让梁启超对国内政治环境非常失望，但其当时还是“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袁世凯大规模的复辟活动在筹安会成立以后，但其酝酿却已久。梁启超早在1915年4月就看出了袁要称帝的野心，曾做长信一封，告之“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的道理，劝其“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媒”。应该说，这封信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关系的转折。袁世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拒绝了梁的苦心。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开始公开化，以杨度为首的所谓“六君子”在京师发起筹安会，大肆鼓吹、策划复辟活动。共和国体已岌岌可危，身在北京的蔡锷与已避居天津的梁启超同样心急如焚。蔡锷早年师从梁启超，“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梁启超）日夕过从”。1915年8月15日，“蔡锷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找到了梁启超，一同到汤觉顿的住处商量了一夜”。]对这件事，梁启超亦有记载，“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经过认真权衡，梁启超告诉蔡锷：“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锷遂返回北京，继续与袁世凯周旋。8月22日，梁启超便在天津的饮冰室中挥笔写就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时距筹安会成立仅仅一周的时间。袁世凯深知梁启超的影响以及其笔锋的犀利，先是“托人贿我（梁）二十万元，令勿印行”，梁启超“婉谢之”。袁世凯见利诱不成，又派人来天津威胁梁启超：“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对之：“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吾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反袁护国做好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梁启超明白，仅靠舆论是打不倒袁世凯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此后，差不多每周，蔡锷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梁）之庐，咨受大计”。]时任四川省长的戴戡也应蔡锷之召秘密来到北方，护国之役的策划最终完善于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中。“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当时梁、蔡、戴等人已经对护国战争有了详细的安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一俟时机成熟，“蔡锷（到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画到后即赶往火车站，乘车向天津遁去。这是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到天津后，蔡锷向袁世凯托病请假，“住共立医院，暗中与梁启超作最后之密商”，“决定梁去两广，蔡到云南”。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进一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预备妥当后，蔡锷“偕同戴戡，（在梁启超家中）穿上日本的和服，改变姓名”，绕道日本向云南奔去。梁启超“于两君行后亦潜行上海”，稍作停留后，赶往广西。

　　梁启超抵达广西后，利用自己的声望广泛联络各地力量反袁，成为护国运动的灵魂人物。受西南反袁护国运动的影响，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氏众叛亲离，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共和国体遂得以维持。而这一切，皆“余（梁启超）与戴、蔡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豫定也”。同辛亥革命一样，“护国战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两派联合发动的结果”，孙中山也指出，“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

　　立足天津 反对“丁巳复辟”

　　1917年7月1日，北京城一夜之间重新挂满了黄龙旗，中华大地再次上演闹剧。军阀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带兵入京，待其站稳脚跟后，便踢开黎元洪和段祺瑞，拥戴清室宣告复辟。因为“丁巳复辟”持续的时间较短，梁启超本人对自己在天津反对丁巳复辟的活动记载较少，幸而我们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窥其大概。

　　据时人张霁云回忆，7月1日段祺瑞在天津得到复辟的确切消息后，首先征求了同在意租界居住的梁启超的意见。段“当即遣人驰告居津之梁启超，且促其即来晤谈。梁至段寓，进言曰：“公能起兵讨贼，吾则从公。不然，则请公从我，偕亡命于日本。段对应曰：“吾计已定，公从乎我！”当时段、梁等人欲立即通电各省，主张讨逆。但当派人赴电报局拍发电报的时候“为复辟派现任直隶省长朱家宝所阻，不果。”段祺瑞明白，已经到了用军事实力说话的时刻， 7月2晚，“段秘密传令预备专车一辆，局外人无知之者。……，有一身材瘦削腰配军刀之著军服者，旁有二人拥护登车，盖即50余岁精神矍铄之段祺瑞也。……，梁启超、汤化龙等均偕行。……，驰向马厂去矣。”驻扎在马厂的李长泰第八师，是段的旧部，“闻段亲临，大喜过望。……，各军官唯唯听命，执礼甚恭。梁汤二人深为叹服。即以马厂为根据地”，组织讨逆。关于段、梁等人夜赴马厂这个细节，研究系要人刘以芬的记载也可以用来佐证。7月1日复辟上谕到达天津后，研究系便集中在一起研究对策，“经商决即由梁、汤联袂谒段。段正因此事焦急，见梁、汤大喜，以事贵迅速，迟恐多变，遂同乘汽车赴马厂。”虽然两人的记载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得知消息后的梁启超第一时间随段祺瑞入军中策划讨逆计划，是讨逆方的核心人物。这一点在稍后讨逆军总司令部人员安排上得到了证实。

　　段祺瑞“在直隶省长公署组织讨逆军司令部，发表各职员名单，其重要者为聘任参赞梁启超、汤化龙，委任参赞徐树铮……等。该名单中列出了讨逆军核心人物数十人，梁启超为段祺瑞以下第一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7月3日夜，梁启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伐复辟的檄文，段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连夜将电文发出。电文指出：“……，窃惟国体虽无极端之美恶，然既定后，而屡图变置，其害之中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况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气日昌之世，……，张勋等以个人权位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因为段祺瑞想争取观望的将领和清朝遗老遗少支持，所以电文的矛头直指张勋，对其他人则尽量拉拢和争取。这让梁启超不能释怀，遂于七月三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署名梁启超的《反对复辟电》，“复吐在喉之鲠”。“昊天不吊，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何蔽，……，当此国交中断之期间，国将与谁立于大地者，且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张勋），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康有为）。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代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梁启超亲身参与了反袁护国战争，深知民国来之不易，在这篇通电中，梁一吐为快，痛斥了叛国附逆的官吏臣民，痛斥了首鼠两端的各地军阀，断言这个“滑稽政府”不会长久。在通电中，梁启超的矛头直指自己多年的授业恩师康有为，这意味着康、梁在政治观点上的彻底决裂。其实，没有人比康有为最清楚自己这位高足的性格。有记载云：“有某氏在津唔梁启超，叩以‘南海（康）北来，路过天津，足下曾否晤面？’梁答‘未晤。’”康有为知道梁启超绝对不会赞助其复辟，所以避之不见，复辟事起，梁启超果然通电反对。

　　段祺瑞军事部署完毕之后，“乃偕梁启超、汤华龙……，于5日晚返津”，“旋设立讨逆军总司令部于河北中州会馆。”当时，黎元洪为消弭兵祸，已经以大总统的名义密令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乃暂迁中央政府于天津，即在天津省长公署设立国务院办事处。在京之旧办事人员，多搭车赴津办公。”此时的天津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政治中心和组织讨逆行动的大本营。著名学者胡平生评价“‘丁巳复辟’有如昙花一现，前后不过十二天，即告失败落幕。此一结果足证人心趋向共和，民国国体经过这番考验，愈形稳固；复辟派则遭此惨痛打击，意气消沉，日渐式微”梁启超以自己出众的才华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为共和体制摇旗呐喊，又一次扮演了“护国军师“的重要角色。天津这座城市又一次见证了梁启超“护国”的过程。

　　梁启超生平以著作报国，达四十年之久。终其一生，梁启超“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其著述总数竟达一千四百余万字之多。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精神，使得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声望捍卫辛亥革命来之不易的成果，为民国张目，为抱残守旧者掘墓。梁启超卒年五十六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流亡日本十五年，定居天津十四年，他在天津渡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先生与天津缘分如斯，也成为这座城市的莫大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