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通过这次危机推动社会启蒙
时间:2020-03-18 12:49 来源:出版人周百义 作者:冯天瑜 马国川
| “这次大疫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和思想启迪，大大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如是说。 今年78岁的冯天瑜是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史研究专家，尤其对文化生态学有深入研究。在武汉封城期间，他端正地在新书《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扉页上题词“仅以本书敬献给武汉父老乡亲”。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冯天瑜深受学界推重。他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直言不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文化史学者冯天瑜先生
在接受专访时，冯天瑜先生提出，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加强国民医保制度，同时建议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社会启蒙。 “武汉有厚实的基础，文教力量非常强，而且武汉人民勤奋聪明，完全有实力恢复重建”，冯天瑜建议，“在恢复重建中一定要充分尊重和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通过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冯天瑜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好好想办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这次大疫大大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马国川：这次大疫对您个人的生活和研究有没有什么影响? 冯天瑜：大疫封城后，大家都禁足在家，但是心都悬着。我有一个学生是民营企业家，为抗疫多有捐献，我帮着做一些联络推介工作，其余大部分时间在看两年来所撰《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校样。 
《中华文化史》书影
我从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史，四十年来一直关注生态问题。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化史》，上篇即《中华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文化史的一个基本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这次大疫呈现了相当深重的生态危机，给我很大的冲击和启迪，加深了我对生态问题重要性、严峻性的认识。因此在封城禁足期间，我对书稿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和补充，还在扉页上题词“仅以本书敬献给曾经封城的武汉父老乡亲”。 马国川：堪称忧患之书，太有意义了。 冯天瑜：我把生态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必须维护生态平衡，否则自然就会以它的铁拳回击人类；第二个是经济活动层面，保持一种有节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第三个是社会制度层面，通过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故文化生态兼及“天人”关系和“人文”关系，有必要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当然需要从若干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切入，由细节见博大。 马国川：从文化生态角度切入如此宏阔的问题，在中国学界有开创意义，您的研究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史记》
冯天瑜：愿追随司马迁后尘，试走小半步。“天人之际”从人而言，包括与天(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人文关系处理不好，也无法正确处理天人关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最后的遗言就是谈“天人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感应”之类的唯心主义解说，“天人合一”讲天与人的统一性，不赞成天人对立，天人对立，人类必自取灭亡。英国科学家霍金生前曾经说，一味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类很可能只能在地球上待200年。此言夸大了，但其精义当引起人类自警。 
（从左往右：钱穆 霍金）
马国川：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太严重了，导致许多生态灾难。 冯天瑜：在生态保护方面，中国文化蕴藏深厚。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 “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 马国川：文化生态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次大疫凸显出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冯天瑜：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要改变中国人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这是“形而下”的“器”层面的举措，很有必要。如果再向“形而上”层面作“道”的思考，这次大疫对公共卫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这次大疫应该促成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加强国民医保制度。多年以来，民众对医保问题有意见，近年有部分问题在逐渐解决，但是要达到文明国家的基本水平，还有待更充分的、更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纠正把公众医疗抛给市场的作法。在市场化问题上，我们一方面经济领域市场化还不够，政府管得过多；另一方面，又把医疗、教育、养老这些需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流弊颇多。 马国川：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导致普通大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养老保障。 冯天瑜：医、教甩给市场，导致医、教这些公益部门直奔利益的趋向。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医疗和教育本来是最受社会敬重的行业，医生和教师本来是最受尊重的人。可是最近这些年，医务界、教育界陷入市场牟利大潮，医德、教德下行，遭受大众非议，医患矛盾、教师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紧张，演出一些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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