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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宋教仁与宫崎滔天的相识

　　宋教仁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沿长江东下，经上海乘船东行，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根据他的日记和其他相关史料，除了1907年4月他为策动马贼举事临时前往中国的东北之外，应该在日本一直待到了1911年1月初。期间除了接触新知识、参加革命活动外，与日本志士的交往，也构成了他日本岁月的重要内容，这在他止于1907年4月的日记中也多有记载。说起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出生于熊本的宫崎滔天（1871-1922）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受其兄长弥藏、民藏的影响，少年时即有侠义之心，在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奠定了良好的汉文基础，约在20岁前后，受其兄长的熏陶，对中国和革命开始抱有兴趣，以后计划到中国去，在长崎开始跟随一个中文教师学习中国语（在近代日本，汉文和中国语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后者相当于现代汉语）。1895年11月，来到日本的孙中山认识了滔天的兄长弥藏。

　　1897年2月，经当时国会议员犬养毅（1855-1932）的斡旋，滔天等拜见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获得了去中国进行现状调查的机密费用。同年7月首次启程去中国，在香港和广东游历，9月上旬返回横滨时，在陈少白的寓所邂逅了孙中山，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从此结为终生同志。

　　宋教仁抵达东京时，滔天已是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并在1904年11月认识了自上海流亡到日本、来到滔天表演曲艺的广市场亭乐屋访问他的黄兴。

　　宋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滔天名字的，是在1905年7月17日：“得程润生来片，言宫崎滔天约于19日上九时与余会见。”程润生（1874-1914），名家柽，1899年秋来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革命志士，后来是同盟会骨干，与宋一同参与《二十世纪支那》的编辑，与日本的援华志士多有交往，后来经历坎坷，屡遭蒙冤，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专门撰写了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满怀激情地颂扬他的革命事迹，两人情谊深厚。

　　滔天也在《亡友录》中撰有《程家柽君》一文：“他与我的相识，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的时候，在留学生的知己中，是结交最早的一个。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当时在（东京帝大）农科大学读书，支那的革命主义，将我们连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关系，胜过兄弟”（《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第576页）。于是程家柽在与宋相熟之后，就想到了将其介绍给滔天。宋的7月19日日记中，对这次会见有详细的记录，有些长，但甚有意思，兹抄录如下：

　　“与润生同赴宫崎滔天之约。滔天君居内藤新宿，距此约十余里。余等乘电车去，良久始抵近滔天君居之处，遂下车行。既抵滔天君家，则滔天已外出，惟其夫人在，速客人，属稍待之。余等遂坐。良久，一伟丈夫，美髯椎髻，自外昂然入。视之，则滔天君也。遂起与行礼。润生则为余表来意，讫，复坐。滔天君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言次复呼取酒来，遂围坐而饮之。滔天君又言：‘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又言：‘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现今大隈重信之政策，皆其所主张者也。孙逸仙亦深得其助动力，盖纯然支那主义者也。君等既有作事之志，不可不一见犬养毅氏，余当为介绍。’至下午四时，始饮酒毕”（《宋教仁日记》（刘泱泱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第80-81页，下简称日记）。

　　02宋教仁与宫崎滔天的交往

　　自此，宋教仁与滔天便常有往来，在1905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国同盟会创建会议上，宋教仁和滔天都是主要的参加者。据滔天的自叙，是他将兴中会的领袖孙中山和华兴会的领袖黄兴介绍认识的，他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述，作为史料，不妨译述如下：

　　“明治37（应为38，1905）年春天，孙逸仙结束了在欧美的漫游回到了日本，到茅屋来访我，他得知仅仅两三年内日本就增加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便问我留学生中有无不同凡响的人，于是我告诉他黄兴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孙就说：‘那我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人。’我就说，我去吧黄兴叫来。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待会儿我们俩去看他吧。’于是就一起到了神乐坂（东京一地名，距早稻田大学不远——引译者）附近黄兴的寓所。当时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末永（即末永节,生卒年为1869-1965，日本浪人，这一时期与滔天一起参与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的机关报《民报》的名义发行人是末永节——引译者）此时与黄兴住在一起，我让孙站在门外，拉开移门叫了一声‘黄先生’，于是末永就和黄兴一起探出了头，末永见到站在门外的孙，就叫了一声‘孙先生’，黄兴意识到了什么，因为屋内有很多留学生，他就做了一个手势叫我们不要进来，我也察觉到了，就走到门外等，很快的，黄兴、末永和张继三人走了出来，将我们带到了一家名曰凤乐园的中国菜馆。他们俩互相寒暄了一番后就好像是一见如故一般，谈起了天下革命的大事。我们也听不大懂中国话，不知他们在谈些什么，但为中国的豪杰在此相聚握手言欢感到高兴，与末永两人频频举杯。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孙和黄两人只是在热烈谈论，酒菜不沾，到了最后终于一声欢呼举起了庆祝的酒杯。”（《清国革命军谈》，《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