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的革命家变身“国父”：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2)

　　主义的独尊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一番思想、组织和人事上的动荡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蒋介石为核心、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旗帜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权威结构，并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立了训政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国民党训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独尊。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两项决议：（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毋令反动思想再存留于本党法令、规章内，以立共信共守之典范，巩固全党之团结。”（二）“确定总理所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

　　为何这样做？国民党三大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缔造者，其“教义”是“全党建造国家之准绳”，生前即为全党之依归，死后亦当为全党之准则。中华民国完全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缔造，其“教义”从一开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经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因此，自认为有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赋予“总理遗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为全党全国的“最高根本法”，用它来统一“全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和“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

　　南京国民党当局此举，意在树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党内政派斗争的复杂背景，以往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仅就一般意义的政治论理而言，此举显示了国民党人在逻辑上的三个特点：一是本本主义，只会搬用孙中山自己的言论，“凡此要义，皆可以总理遗教为之证明”。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惭地说全国人民已经“服从”、“拥护”“总理之遗教”，后者“在国民之意识上已有根基，在社会之群力上已有渊泉，在法理之根据上已有普及全国造成统一之效能”。三是权威自命，张口闭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俨然“朕即国家”。

　　这种逻辑，不用说在公共生活领域难以通行，即使就政党政治本身而论，也与二十世纪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难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多个“主义”：戴（季陶）─蒋（介石）记三民主义、汪（精卫）记三民主义、胡（汉民）记三民主义、孙（科）记三民主义，以及邓演达的三民主义等。党内既已如此，党外自不必提。就在国民党三大刚刚开完不久，自由主义旗手胡适即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独尊所谓“总理遗教”的做法：“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现在却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

　　独尊“总理遗教”的另一个后果，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纲领变得僵化，妨碍了它随着时势变化而发展。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并不能囊括孙中山思想的全部精华。再者，孙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并非至善至美的现成治国方案。一个“革命之后”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贵在能够不断创新，积极适应时代趋势，努力引领社会变革潮流。国民党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来规制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潮流。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已现贫乏迹象。其后果是什么？即胡适在1929年指出的：

　　现在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符号的圣化

　　南京国民党当局独尊“总理遗教”的同时，也着力将“总理”这一符号加以神圣化。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基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早在1929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就通过了关于“总理奉安”的宣传方案，具体包括六项子计划：（一）总理安葬日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总理安葬日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北平送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六）迎榇宣传列车计划。随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统一的宣传要点、宣传大纲、宣传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词曲，以指导、规范各地各处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要点、大纲、标语、口号，都极力将孙中山塑造为融会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试图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之伟大的革命事业，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之伟人中，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传标语、宣传口号中也有类似表达：“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应该说，上述论调并不是国民党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追悼活动中，就出现了许多类似的评价语言。国民党人光明甫挽联云：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当之，惟建树不同，晚季矜管乐才，实于中国仁圣贤人中，独具一格；近如列宁，远如盛顿，世无健者，则先觉谁属，匹夫行汤武事，置之大地革命历史上，各有千秋。

　　这个评价还算比较客观。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挽联云：“……革命若汤武，揖让若尧舜，悲悯若孔孟，救世舍身若耶佛……”前革命党人杨铨挽联云：“……视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这样的评价，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倾向了。“奉安”期间的宣传话语，正是对此前已有的评价进行有选择的综合与提炼，进而形成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型政治符号。

　　当然，南京国民党当局着意彰显一个至大、至德、至圣的“总理”符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们更希望借助这一神圣符号，来凝聚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进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前述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立意。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一方面努力彰显孙中山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也极力强调国民党对孙中山开创的“道统”的承接，以及自己在当前和今后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承继总理的遗志、实现总理的主义、完成总理的事业，自应由总理所手创之本党领导民众共同奋斗”，“总理已逝，则确能保障与继续实行总理之一切遗志遗教者，唯有总理所手创所托付之本党，为能担负此大任。……故凡我国民，务须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始终坚决的拥护本党、赞助本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修改党章，党内设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明确提出他“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继承者”，要求人们“像欧洲殉教徒一样”来“服从总裁”。问题在于，以“总理”忠实继承者自居，挟“总理”余威而号令国民，如此权威自命的姿态和做法，是否能够收到国民党人预期的效果？显然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