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宋案重审”

　　发生在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民国建元之初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百余年来的历史书，基本上都是把它作为真相已明的定案来记述的，海峡两岸的相关著作，包括西方权威的汉学专著尽皆如此。史家一般公认，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是幕后黑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帮会头子应夔丞是具体策划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至少有6处，非常确定地把袁世凯作为杀宋的主谋来叙述。

　　无争议则少研究。专业史学界对该案的考证、探究一直甚少，专业学术期刊上偏重分析案发原因及案情的专题论文仅能检索到十来篇。远远不如通俗读物和网络平台上相关作品的数量。

　　一

　　这个案子从司法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个“悬案”，除洪述祖（著名乾嘉学者洪亮吉曾孙、现代戏剧家洪深之父）于数年后被捉拿归案判处绞刑，其他严格说都只能称为“犯罪嫌疑人”，包括直接杀手武士英在内。

　　初期侦破进展很快，作为一个本应黑幕重重的政治谋杀案来说，简直是奇快！案发后的第三天，宋教仁伤重辞世的第二天，幕后凶手之一应夔丞（字桂馨）就被发现并当即落网。上海租界警方随后在应的家中意外发现了其雇佣的杀手武士英，并且人枪俱获。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由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函，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交给应夔丞专用的密码本，以及赵的手书便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兄鉴”。利用该密码本，又将上海电报局所存应夔丞发给洪述祖的多封电报底本也破译了出来，通天人物洪述祖因之彻底曝光。

　　此时，直接的凶嫌（洪、应、武）已经全部露相，接下来就是要查清他们背后是否还有黑手、谁是黑手的问题了。但司法程序至此卡住了。时在北京的洪述祖，在当局放纵下，跑到了德国人管辖的青岛，从此避祸不出。承办此案的上海检察厅传讯“疑似幕后黑手”国务总理赵秉钧，五次三番，赵拒不到庭。

　　这样案子就审不下去了，但袁、赵的犯罪嫌疑却也因此更重。反对党国民党眼见其领袖的命案司法解决无望，一怒之下掀了桌子，发动“二次革命”。待四年后洪述祖意外落网归案受审时，袁、赵、应、武等一干涉案人已经全部死光，并且大都不得好死。通过司法途径彻底查清内幕的时机永远失去了。

　　对于这样“法律真相”不确定的案子，严格意义上应该“无罪推定”，但人们当然也免不了进行“自由心证”。根据当年已有的调查进展，加上一般的常识推断，时人和后人比较普遍地认为，案件真相“十有八九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也是史书普遍那样书写的原因。

　　当然，还是一直有人怀疑：袁世凯作为大总统，他有一万种手段对付国民党，至于拙劣地去搞暗杀吗？赵秉钧当时向社会发表的公开自辩，也是有些说服力的，并非全无道理。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7年过去、当事人全部死光后著文回忆历史，替老爹辩护，称刺宋案实际上是国民党内讧，指认已死去数年的陈其美、应夔丞为主谋。袁克文的惊悚之论初无人信，近些年则有渐成主流之势。

　　特别是随着潮流的转变，“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李（鸿章）”、“革命不如改良”的时风之下，越来越多近代史专业圈子之外的业余文史爱好者开始重翻刺宋旧案，著书立说为袁世凯、赵秉钧辩冤白谤。他们转换审视的角度，对部分相关证据材料进行重新筛选、重新解释，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象牙塔之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历史留下的空白，终需用扎实的研究成果来填补。但我们知道，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不全，无论史家功力再深，也有相当多的历史事件真相是难以复原的。宋教仁案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尚小明教授回答，宋案其实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宋案的核心证据基本上完整保留下来了。过去没搞清楚，只是因为没人去用功。

　　 史学首先是史料学。所谓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倒不在于谁比谁见识高明，而首先在于专业人士有条件也有时间搜读全部的相关史料；其次，专业人士曾接受过学术训练，能够对相关史料进行严谨的辨析比勘。

　　尚小明教授对于学术圈子内外的所有研究者都很失望。他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可说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严谨的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利用，最令人遗憾的是，宋案核心证据当年便已公布，但至今一直没有研究者详细、准确地解读过。所以非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倒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他举例说，当年《申报》和《顺天时报》连载的《宋案证据全录》共收录53件证据，包含73份文件，其中只有不到30份曾被反复征引，而且大部分还不能予以正确解释。刊载上述核心证据的官方权威版本《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单行本，百余年来甚至未见一人征引过。

　　宋案作为新旧媒体一个持久不衰的热点，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热着，实际上已经关乎近现代史学界的专业尊严。有鉴于此，尚小明教授花了整整5年时间，力图将所有相关史料一网打尽，从学术上“重审宋案”。

　　他爬梳、征引的原始档案，有相当一部分至今不曾公开，更从未见研究者利用。譬如，洪述祖1918年4月被提解至北京审讯，司法部门此前积累的相关案卷亦由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全部移交至北京，现存北京市档案馆，可惜一直乏人问津。尚小明工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也藏有部分宋案密档，为该系所藏“袁世凯密档”之一部分。其中有的档案非常重要，如赵秉钧为自证清白、第N次请辞的呈文底稿及总统府批示底稿——呈文中“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一句，报上去批回来，“解去秉钧”4字被改成了“准予暂离”；还有赵秉钧自辩“勘电”底稿、袁世凯手定赵秉钧拒绝出庭对质“真电”底稿等。其对于了解袁、赵是否涉案及各自涉案深浅，都有很强的证明力。对于这些存放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里的原始档案，学界内外此前一无所知。

　　三

　　尚小明从这些尘积灰埋的史料中，有许多惊人的发现。譬如，因为洪述祖的官方职务是赵秉钧秘书，人们一直以为他是赵的亲信，进而怀疑赵为刺宋“幕后黑手”。但尚小明考证之后告诉我们，洪实际上是袁世凯的亲信，与赵的关系反而很僵、很疏远，赵秉钧甚至一直想把洪从身边赶走！

　　洪、袁早在甲午战争前结识于朝鲜。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被逼下野、回老家洹上钓鱼期间，他的孩子要到天津去上学，袁将洪述祖与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一起作为其在津的“至交”相托，可谓“患难之友”。后来洪述祖受其姻亲、有“民国产婆”之誉的赵凤昌指派，在鼎革之际奔走各方，逼迫清室退位、交涉南北议和，又为袁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清室退位诏书》，就是由洪述祖以隆裕皇后的名义草拟并强迫其颁布的，洪也因此一直以“共和元勋”自居。洪述祖早年曾游幕于多个著名政客之门，其与袁的关系可说是半为朋友半为幕宾。而袁本人作为乱世枭雄，固有其暗黑的一面，常利用亲信去操办某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洪即是这样位不显而信任重的亲信之一。袁派洪去上海收抚共进会，派他暗中调查“欢迎国会团”，派他去收买媒体、收买议员，派他去搞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都不足为怪。但他没想到最终会对洪失控，“国师”把“国君”给带沟里了。

　　即便如此，袁世凯也一直拖到3月29日，凶案发生的9天后、洪述祖平安逃抵青岛的第二天，才发出对他的缉捕令。在案发后，洪述祖甚至还有胆由津入京面见袁一次。“总统问及遯初（宋教仁字）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等于当面认了账，袁也仅仅是色不豫而已，还是送一笔钱，让他跑掉了。而宋案另一凶犯应夔丞在“二次革命”爆发后趁乱越狱，因为当初洪述祖一直暗示他“杀宋是上面的意思”，所以牛皮哄哄地跑到北京来邀功请赏，结果就被袁世凯派执法处侦探乱刀刺死灭了口。洪袁情分，非应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