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及云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2)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约30万哈萨克、吉尔吉斯难民涌入新疆。同时，大批白俄军人为躲避红军追剿，流窜到新疆，人数先后达5万之多。他们性情凶残，装备精良，敢打敢杀，无恶不作。他们在英日支持下，企图占据新疆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杨增新拒绝俄英日等国的挑拨诱骗，坚决采取保境安民，「严守中立」和「不干涉主义」，拒绝出兵援助帝俄政府及其白卫军。此外，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戈壁枭雄「黑喇嘛」丹毕加参纷纷登场，企图扰乱新疆，割裂中国。杨增新意识到「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刚柔相济，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和各个击破的战术，战胜了各种敌人。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和左宗棠被确定为捍卫新疆，维护统一的两位关键人物。可以肯定，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相比之下，同为边疆的蒙古独立，西藏也游离于去留之间。

　　民国期间，作为新疆经济命脉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根本断绝。因此有人称杨增新是唯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新疆稍微平息，他即厉行裁兵，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将军队从一万八千余人裁至万人以下，缩减了军费开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方法与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军阀都是大力扩军、穷兵黩武的方式迥然不同，他实行的是「分散治军」和「弱兵政策」，并且「严防武人干政」[7]。杨增新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之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杨增新任职期间，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死跟定中华民国政府，而不管中央的首脑是谁，国体是什么形式，都一律承认并与其保持较良好的关系。这种以大局为重，以维护祖国统一为根本指导的态度，使新疆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局面，并始终保证了国家统一，这为以后新疆的主政者开创了良好范例。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杨增新以过人的智慧，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开创了17年的稳定局面。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援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只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疆不宜渲染确实存在的争议与分歧，而应该不遗余力地强调共同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新疆人，都珍惜生命、反对战乱、尊敬长者、疼爱子女，都希望政治清平、贪官污吏受到追究。以此为共识，强调在同一区域内和谐共处，是新疆稳定的基础。

　　杨增新逝世后，清末曾任新疆布政使、民国初年任清史馆总纂的王树柟盛赞杨增新治理新疆期间，「内塞乱源，外弭边衅，军民至今相安无事者垂十数年。吁！若公者，民国一人而已」[4]。应该说，这是基本符合历史的！

　　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所了解的人，从杨增新的经历和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薰陶的人，他的为官之道和思想基础就在于恪守「保境安民」和「维护国家统一」。他是最后一位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治乱世之能臣，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理想并用于实践的学者。以其他眼光看待杨增新是荒谬的，也是对他的不现实的苛求[8]。

　　杨增新不是管仲式的全才，判断和用人也多次失误；《阴符经》中说：「害生于恩」，他也评论：「知天知地易，知己知彼难」[9]。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杨增新最终被自己重用的迪化道尹、军务厅长樊耀南密谋暗杀。尽管如此，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时，杨增新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政体的领导人，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的安定团结，其历史功勋是彪炳史册的。杨增新在《题镇边楼》诗中说：「山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却怪当年班定远，生还只为一身谋。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被忧；力障狂澜三万里，莫叫海水向西流。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班超是公认的中国东汉时期的民族英雄。杨增新的功勋与他相比毫不逊色，因此杨增新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8]。

　　在民国初年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杨增新既不是全面发展经济、教育、科技的能手，更不是具有新思想，能够推动社会走向民主共和的新型人才。但他也不是只依靠枪杆子争权夺利的大小军阀，而是一个利用谋略和手腕的非常特殊的历史人物。如果杨增新是另外一类人，如果不是他主政新疆17年，则祖国的版图、新疆和中亚的格局可能就会大不相同。毫无疑问，杨增新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稳定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杰出贡献的，是应该得到后世充分肯定的！

　　四、四川广东，两位都督

　　罗佩金（一八七八~一九二二）字镕轩，云南澄江县人。祖父罗瑞图一八七七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其弟子。一九○四年到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陆军。一九○五年与李根源、赵坤等组成同盟会云南支部。一九○九年罗佩金毕业回国到广西提督龙济光部，委以随营学校总办。后经李根源推荐，回云南任19镇随营学堂监督兼云南讲武学堂步兵科教官。不久调任讲武堂督练处参谋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他又和李根源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到云南任37协协统。他任蔡锷部下74标标统，其下三个营的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飙都是革命党人，由此形成重九起义新军最基本的骨干。应该说罗佩金荐贤任能，为云南辛亥革命的准备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安宁温泉摩崖石刻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闰六月廿日与蔡锷、罗佩金、李烈钧、赵康时、刘存厚、方声涛、缪嘉寿同浴碧玉泉。李根源记」。

　　重九起义后罗佩金任南防总司令，后任军政部总长。一九一二年八月袁世凯召各省军事代表入京，罗佩金补为陆军中将。袁世凯拟留他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罗佩金再三坚辞。当时副总统黎元洪通电各省军政分治，罗佩金被任命为云南省民政长。任职期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重九起义光荣牺牲的官兵收尸安葬于昆明西山，抚恤烈士家属，铸造首难烈士杨振鸿的铜像。协助蔡锷恢复昆明社会秩序，赴蒙自等地制止乱事，平息法国企图从越南入境事件。带头响应蔡锷减薪号召，节衣缩食，廉洁奉公。在政务会上提出：「府、州、县以下文官，须考试录用。」积极扶持农业、交通等。

　　一九一五年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任总参谋长。当时云南财政困难，罗佩金毁家护国，把他家几代积储的财产，押入殖边银行，得银元12万元，以充军费。在护国战场上他曾亲冒矢石，以致右胫被炮弹片所伤而致残。袁世凯死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根据罗佩金的战功，晋升为陆军上将，补为广西省长（未到任）。当时被授统领四川军、民两政的蔡锷因为病重，推荐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不久爆发滇──川两军混战，罗佩金被解职。一九二二年被土匪残酷杀害。

　　在昆明有「四气」之说：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和黄毓成的勇气。罗佩金从小有大志，慷慨悲歌，痴迷理想，可惜命运欠佳，未能发挥更重要的历史作用。蔡锷离昆时，首先考虑的云南都督的继任人就是李根源和罗佩金[10]，但是阴差阳错二人都不能到任。以后罗佩金又因父丧在家守制，失去许多机会。最后竟然惨死，令人扼腕叹息。

　　龙济光（一八六八~一九二五）字子诚（紫宸），云南蒙自人，彝族，土司出身。龙济光早年曾在蒙自、广南等地办团练，被任为云南广南县弄汪地区续备营补用同知。一九○三年率部入广西，参与镇压百色地区的反清运动。不久升任广西右江道。一九一一年升任广西提督、新编陆军第25镇统制。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爆发黄花岗起义，龙济光率「济军」进入广州，任广东提督。辛亥革命时，龙济光表示没有反对民军的理由。他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反戈，使广东兵不血刃而于11月9日光复。虽然他们都并非完全自愿，但终究避免了军民涂炭。龙济光还被推为副都督。因此胡汉民正式就任广东都督时也确定龙济光、李准两提督照旧担任，以维护广东的秩序[11]。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令龙率全部“济军”由广州调驻梧州。一九一三年成立广东护军使署，陈炯明、龙济光分任正、副职。7月爆发二次革命，广东宣布独立。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率部进入广东，后加任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在广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爆发护国战争，龙济光派其兄龙觐光率部经桂攻滇，被滇桂护国军击败。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被迫宣布广东独立。6月6日袁世凯死，7月滇桂护国军和广东民军发动进攻，龙济光部败退。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广西护国军陆荣廷为广东都督，朱庆澜为省长，任龙济光为两广矿务。10月龙济光率余部退守琼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8日段祺瑞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他亲率2万余人在阳江一带登陆，向广州方向推进。护法军政府组织反击，于一九一八年4月将龙济光击败。

　　在辛亥革命中，龙济光虽然挂名起义，但他在历史上总的地位是不光彩的。然而龙济光的济军5个营由黎天才率领，在苏浙沪联军光复南京时，由于颇有战斗力，在各个民军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