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民国初年的会党(2)

　　革命党人的应对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的活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除了响应武昌首义之外，还有如前已述及的浙江钱塘县会党首领赛宋江组织保护会，领导当地群众抗拒田主派出门客四处追租；江苏泰兴的卞绍庭、石子卿借自由党支部的名义，强行限制田租和利息的减租减息行为。可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次革命中只满足于推翻清皇朝，清帝退位后，就误以为天下已定，不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所以会党的这些活动不但得不到领导和支持，反而被认为是“帮匪”“痞棍流氓”的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加以镇压。

　　应该指出，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积极的方面，而是消极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行动上的破坏性。九龙山会、海龙会和四川罗江哥老会谢厚监的活动，竟利用封建迷信，打出皇帝旗号，甚至“假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正是会党所固有的政治上的盲目性的极端表现。组织上的分散主义，主要表现为各派会党各拉山头，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行动上的破坏性，则表现为一些打家劫舍，掳掠烧杀，横行无忌的破坏行为。这些活动，无疑在民国初年给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和巩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分散了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客观上帮助了旧势力的反扑。

　　会党在民国成立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消极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固有特点的表现。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它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极不稳定的游民无产者(其中主要是游民和游勇)和贫穷的劳苦大众。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的队伍日益扩大，会党的势力也就相应的发展很快。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会党的组织遍及全国，众多的劳动群众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这种团体，是把个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团体互助的基础之上。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党就会团结群众起来斗争，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活跃力量。在会党中崭露头角有影响的首领，多是流荡江湖的游民无产者，他们虽有很强烈的反抗性，但同时也有明显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往往会把斗争引向歪路。

　　会党的组织极为分散，他们各树一帜，行动既不协调，力量亦不集中。据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载，仅浙江地区就有20多个名目不同的会党组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各个组织之间，有的甚至互相对立、敌视。江南的会党如此，北方的会党也是这样。如陕西的“关中刀客”，他们既缺乏明显的政治目标，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是各自组织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因此，不但不能在反官府势力迫害的时候互相支持，而且还经常因义气之争，或被恶霸地主所利用，此一集团和彼一集团互相残害，即所谓‘拴对头’或‘打对头’，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520页）。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党人不懂得农民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中的现成组织，有很大的反抗性，同时又看到会党中标榜的“反清复明”口号，与自己的“排满革命”相吻合，因此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把联络会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为了联络会党，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调查各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情况；传播革命书籍，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力图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但是，领导革命的同盟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坚强的政党，它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这一落后的组织加以改造和领导。他们的联络会党，只不过是联络一部分会党的少数头目，或在联合组织中挂几个首领的空名。诚然，他们对于直接联络的会党也能给予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组织上会党却始终是独立的。因此，在他们组织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每到紧要关头，往往就队伍涣散，指挥失灵。

　　由于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所联络的会党，只是会党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所联络的会党也没有取得真正的领导权，因此在武昌起义后，他们对于会党也就不再有多少影响，只能听任会党各自以本来的面貌来表现自己。所以说，民国初年会党的种种活动，是会党的固有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反映。其中的消极方面，在武昌起义之前，客观上也还有削弱清朝政府统治的作用，但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它们对于争取确立和稳定自己统治的革命党人来说，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会党的问题，革命党人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只能根据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与会党的不同关系和会党的表现，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说来，武昌起义后，各地的会党在不同的程度上，多有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并巩固政权的活动。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革命党人有的采取迁就的办法，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对于进出都督府提出种种要求的会党采取“接应”的办法；贵州的张百麟、黄泽霖采取公开提倡公口，企图用哥老会驾驭哥老会的办法，结果授立宪党人以口实，发动政变，革命党人遭到残杀，政权亦告丢失。有的采取断然镇压的方式，如陈炯明在广东，对骄横难辖的以会党成员为主组成的民军，采取了公开武力解散的办法。有的则暂时隐忍，等待时机再行镇压。有的则采取先进行整顿，待无效时则加以查禁和镇压。

　　结语

　　凡此种种，都是武昌起义后各地军政府对会党问题的应对，他们的具体做法虽不尽相同，但最后多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当时革命党人对会党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即当会党的活动危及其政权时就进行镇压，到斗争需要时则往往又加以利用，如“江西国民党初改组时，三点会、洪江会等一并拉入，故声势颇大”。湖南国民党“公然允许扰乱治安之洪江会改名立会，以为彼党之声援”（《神州日报》1912年12月11日、1913年2月20日）。

　　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关系，从联络会党携手斗争到转而镇压会党，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没有能力将会党纳入革命的轨道，使其为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服务，因而也使他们在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更加势单力薄。当然，近代会党及其特点是深深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的，要真正解决会党问题，就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铲除会党这样的组织及其特点产生的社会基础，而这些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无法完成的，这也是他们不能正确处理会党问题的根源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