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黄兴研究(2)

　　下面，我便根据研究中所见，依黄兴事迹的时间先后，举几个问题为例，作些说明。

　　⑴黄兴十四五岁时在家自学，有资料记载说，黄兴在这期间曾订有《自勉规则》六条。这六条是：“一、行动必须严守时刻；二、说话必须说到做到；三、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四、处理重要事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五、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六、游戏可以助长思虑，不应饮酒吸烟。”这六条显然超出了自学的范围，包含学习、工作、为人处世、品德修养各个方面。文中使用“必须”、“不得”、“不应”等字，似乎也不是自勉，而更像是黄兴对他人或者他人（如师长）对黄兴的要求。特别是第四条“处理重要事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更不像还在求学阶段的未成年少年所写的文字；这时的黄兴，学业远远未成（他四五年后才开始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事务及文书”需要他处理或请人代劳。因此，这六条《规则》，是否黄兴早年自学时所拟订，很值得怀疑。是否出自后来文人的拼凑，或是由于师长或父辈的要求，根本就非黄兴所写，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⑵黄兴早年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取得过秀才。他是于何时、又通过何种方式考取秀才的？过往的记载，时间上存在两种不同说法：1893年说和1896年说。方式上则大体一致：都认为是通过善化（今长沙）“县试”获取秀才的。后来研究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大多倾向于1896年说，这点应可成立。至于原先大体一致的“县试”说，我则觉得还有欠准确。因为按旧时科举考试制度，凡童生应考秀才，须经过三个阶段的考试，即县试、府试和院试，层层递进。县试由县官主持，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院试则由主管全省教育行政的学政（清末或称提学使）主持。只有先经过县试、府试，最后通过院试录取者，才能分别送入相应的府、县学继续学习，成为府、县学生员，通称秀才。因此，黄兴应是先经过县试、府试，然后通过院试录取，分发原籍善化县学为生员，即考取秀才的。

　　⑶黄兴的早年学历究竟如何？他幼受父教，又读过私塾，这些都没有疑问；问题是此后去了哪里上学？过去好些有影响的著作，包括台湾出版的左舜生著《黄兴评传》、陈维伦著《黄克强先生传记》、李云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大陆早先出版的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等，都说黄兴从1988年起就入岳麓书院读书，直至1898年由岳麓书院保送去武昌两湖书院深造才离开；继后湖南大学编校史，岳麓书院举办院史陈列，都将黄兴列入岳麓书院学生名单，加以宣扬。其实这都是以讹传讹，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兴其实从没有入过岳麓书院，他进武昌两湖书院也不是由岳麓书院选送，而是由湖南校经书院选送的。近些年萧致治著《黄兴评传》、石彦陶著《黄兴传》，才对此讹传作了考订和更正，认为黄兴所入不是岳麓书院，而是长沙城南书院（1893年入学）。萧著提出了三点更正的理由：①岳麓书院入学门坎较高，肄业者皆廪生、附生、监生，而不收童生；城南书院则入学门坎较低，兼招收附生、监生和童生。黄兴1896年才考取秀才，“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名未入学的童生，尚无资格进入岳麓书院就读”，而入城南书院则是具备条件的。②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有他的同学雷恺的多篇回忆录为证，而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也说到：“雷恺先生曾多次同我谈过与先君在城南书院的旧事，是实在的。我从未听过先君青少年时曾进岳麓书院读书。”③“黄兴本人也从未提过在岳麓书院读书。如果他真在岳麓书院读书十年，差不多占去了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一定对他印象很深，在他生平行事中，不可能一字不提。”至于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认定黄兴为岳麓书院的学生，很可能是因为黄兴曾被选送进校经书院深造，而校经书院的前身湘水校经堂曾附设于岳麓书院内的缘故。但查由湘水校经堂到校经书院，有一个演变过程，地址也几经变迁。它是由湖南省政当局创办并主管的，始创时期（1833—1836）和重建时期（1862－1879）均附设于岳麓书院内，其时主讲和阅卷均以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两山长为主，省政官员并定期到堂讲课；扩建整理时期（1879－1890）改迁于城南书院旧址；改制时期（1890－1903）则连名称也改为校经书院，院址也移建于长沙城北湘春门外熙宁街。因而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与岳麓书院，无论在其附设时期和改迁、移建时期，都不是下属和主管的关系。校经书院正式成立于1890年，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书院。而黄兴是于1898年才由城南书院选送入校经书院、不久又由校经书院选送武昌两湖书院深造的，他这时的学习与选送，与岳麓书院毫无关系可言。作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早已由她的悠久连绵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山长校长皆时贤名流，和历来学生人才辈出，而享誉古今中外，大可不必再借原本不是岳麓书院学生的近代伟人黄兴来增光添彩了。

　　④华兴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黄兴早期历史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华兴会原属秘密革命组织，且发动起义又仓促失败，遭到严重搜捕破坏，以致没有留下任何原始文献资料。事后黄兴也没有专文述及。其他当事人（主要是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曹亚伯、黄一欧等）多年后（辛亥革命后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回忆录又真伪杂陈，言人人殊。如成立时间，有1903年（11月4日）说，1904年（2月15日）说。成立地点，有连陞街机关部说、保甲局巷彭渊恂宅说。与会人数，有12人说、20余人说、30余人说，具体人员名单亦各有同异。领导成员，黄兴被举为会长，各回忆录一致，副会长则大多无明确记载（宋教仁、刘揆一是其它史籍载明的），惟秦毓鎏《自述》称曾任副会长。华兴会宗旨，各回忆录也无明确有据的记载。等等。这种原始资料严重缺失和记述不一的状况，给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华兴会和黄兴早期革命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亦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成的研究著作，或是从不同记载中，择取一说；或是折衷诸说，“兼容并包”；或是另行采访，再立新说。如成立时间，有从1903年说者，有从1904年说者，又有折衷调和二说，提出两次会议说者，称第一次为筹备会议，第二次为正式成立会议。成立地点，有经采访另立新说，提出在西园龙宅（明德校董龙璋寓所）者；参与成立会人数，也添加了100余人之说；华兴会旨，则出现了“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新提法。这些新说，究竟有何真实可靠的依据，仍不甚了了。总之，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尚有继续、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必要。

　　⑤1905年12月8日，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宣传家，“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字星台），因抗议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而颁布的《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被留学生称为《取缔规则》），激愤难遏，留下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殉国。紧接着12月25日[3]，有署名“强斋”者奋笔撰写《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文，刊于稍后（1906年1月22日）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此《跋》的作者“强斋”究竟是誰？后来出现两种说法：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称其为黄兴所写，而另外有多种著作则认为系宋教仁所作。研究者也各有所从。这就成了需要研究弄清的问题。以曹亚伯与黄兴的亲密关系，其说或不无根据，但未予说明。考黄兴在从事革命或流亡期间，虽曾用过不少化名，而生平著文，则未见有用笔名者。又考黄兴在陈天华蹈海前后的行踪，他于该《跋》写作和发表的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并不在日本。因为时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冯自由有记载：“（乙巳）十一月，黄克强至香港，寓《中国报》社。”[4]按：旧历该年十一月，公历为11月27日至12月25日。黄一欧也回忆说：“……一九0五年秋末冬初，才同湘潭黄积成一起去日本。其时先君已去南洋。”[5]查1905年立冬在11月8日，则秋末冬初当在公历11月上中旬之内，距陈天华蹈海尚有一段时间。且黄兴这次离日时间较长，他辗转香港、广西、越南等地，至次年9月才经由上海返抵东京。根据这些，曹亚伯所说该《跋》为黄兴所写，迄今尚是孤证，似难成立。那么，该《跋》为宋教仁所作说又有多少证据呢？考宋教仁所著文，所用笔名甚多，其中有与“强斋”字音近似者。他在主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期间，就用“勥”的笔名发表过多篇时评（见于该刊第一期者3篇）；稍后至《民报》时期，宋文更多，常用的笔名则是“勥斋”。“强”、“勥”虽字形有所不同，但查汉语字典，都有强迫义，又都有固执、倔强义，且用此义时，读音亦相同；而“勥”又同“犟”。三字在古近汉语文献中是可以通用的，则“强斋”即为“勥斋”亦可成立。另据与宋教仁同属报人且关系密切的汤增璧回忆：“自星台烈士蹈海，渔父为纪其事于《民报》。”[6]亦可作为佐证。但总的看，证据仍欠充分，期待有更多的新资料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

　　[1]萧致治：《黄兴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湖湘文库”本），第91、93页。

　　[2]本文所述黄兴研究论著统计数字，2008年以前者据萧致治著《黄兴研究著作述要》，2009年以后者由本文作者补入。

　　[3]此日期系据该《跋》文末所署时间“乙巳十一月晦”（即公历1905年12月25日）。

　　[4]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1页。

　　[5]黄一欧：《辛亥革命杂忆》稿本，转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6页。

　　[6]伯䕫（汤增璧号）：《同盟感旧录》，《建国月刊》第9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