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斯言，章开沅先生的两句话(2)

　　印象中较深的是2002年的莱顿会议。2001年我受荷兰的国际亚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邀，担任欧洲汉学讲座教授(European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除了要在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授课外，还有召开国际会议的任务。于是我决定在2002年6月举办主题为“基督教在华的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Perspective)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扩大会议的参与性，除美国学者邀请三位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多请一位学者。美国为裴士丹(Daniel Bays)、鲁珍晞(Jessie G. Lutz)、鄢华扬 (Robert Entenmann)。台湾方面是郭德士(John E. Geddes)，加拿大是沈清松，英国是狄德满(R.G. Tiedemann)，德国的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香港是梁洁芬，荷兰则有许理和(Erik Zurcher)、甘德柏(Arnulf Camps)两位。

　　但是邀请大陆学者就有些犹豫。当然是先考虑章先生，可是章先生事情一向很多，又年纪稍长。没想到章先生能够拨冗与会。我记得在会场看到章先生时，热烈握手之际，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此次会议，裴士丹、鲁珍晞、郭德士都是夫妇同来，大家同行多年，现能够远在欧洲相聚，分外感到亲切。荷兰本是一个以运河出名的国家，我还记得章先生很有雅兴地搭载了一条船游河。下船后，很高兴地向与会的学者分享他的游河之乐。印象中章教授在会议完后，即搭乘贯穿欧洲的高速子弹列车，前往巴黎。

　　近十年来与章先生的会议之缘较少。但与章先生的联系竟很奇妙地藉由内子宜涯接续。内子服务的中原大学，与华中师大有密切的交流，几乎每年有荆楚文化研习营。由于内子曾经担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6年，每年都担任领队，带领中原师生前往华师。也几乎每一次章先生都会出面接待，也经常收到章先生转来的新著。虽然好几年没见，但捧读新书，知道章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照拂学界，非常感佩。

　　教会史研究最佳人选

　　我与章先生在学术上的交往，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在华史的研究。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教会史的研究。就当年来说，这领域还是相当荒芜的园地。没有多久，听说章先生与香港的朋友开始推动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我还感到很疑惑。长期以来，基督教会都被描述为是和洋枪大炮一起进入中国的，不但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而且还利用教会学校来进行文化侵略。所以对于章先生推动教会大学的研究感到非常好奇，也觉得这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让我纳闷的地方，是研究基督教史要先对基督教有所认识。在教会史上，有些地方是比较难从书写上看出内涵。因为基督教所传递的是“爱”，而这种“爱”需要感受，如果没有进入基督教的氛围，单凭文字是不容易了解到这种感情的。那章先生进行和推动教会大学研究，到底是何动机？

　　后来才逐渐知道，章先生曾经在当年十三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过，而他受业于教会史中有着鼎鼎大名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教授，那自然是研究教会大学最好的人选。能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这已经远远超越一般学者在文字上的专研。章先生身处教会大学的校园，自然感受到教会大学在华提振教育的努力与苦心，回首更能看到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所以他的研究展示出来的，不只是一位教会大学的受惠者，也是一位见证人，更是一位研究的学者。今天大陆许多从事教会史研究的人，纸上谈兵者很多，就是缺少了这种身历情境的机缘，不能展现教会史研究的深度。

　　推动学术研究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华师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方面召开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成立研究中心，筚路蓝缕地提倡教会史的研究。今天有轰轰烈烈的成就，绝非幸致。华师先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在研究推动上，更正式成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2014年已升级为基金会），成为今天研究基督教史的重镇，在史料收集与人才造就上，都不是大陆其他大学所能比拟的。现在隔年举办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就是一个训练年轻学者研究基督教在华史最好的奠基之处。很多参加过的年轻人都以参加过这论坛自豪。而他们也是教会史研究的种子，相信会在各地开花结果。其实这样培育教会史的研究人才，才是最实在的工作。

　　自从章先生成立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每年都会邀请学界的知名人士前来举办高规格学术讲座。其中第一场的鲁珍晞教授，更是研究教会大学史最著名的学者。章先生还特别将这些邀请来的学者的讲稿整理出来，出版《求索东西：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讲座文集（2002—2009）》，以嘉惠学界。这也是推广学术研究实实在在的地方。

　　我有幸成为研究中心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当华师要成立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及成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的前后，承办人曾经多次与我联络。我非常高兴，为他们出主意，提供一些海外相关的信息。

　　大约在十多年前，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我决定将手边的一部分书籍赠与这个中心。有一次因为赠书数量太大，被扣在武汉的机场。检查单位不相信是赠书，坚持要报关打税。几经协调，最后要赠书者列出书单，附上每本书的价格，开具赠书证明。当时章先生特别发来一封抱歉的信函，嘱我勉为其难，解决这一琐碎的后续事项。这是当年赠书的一段插曲，如今风气开通，书籍与史料取用容易。而华师教会史的藏书不知凡几，愿意赠书的人也大有人在，相信没有多少人记得曾经有这段故事，更鲜知当年章先生与华师同仁在创立过程中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