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反清照的辨析

　　1904年（光绪三十年，农历甲辰）春，正在开封参加礼部会试、因诋諆时政“狂名日著”的于右任终于招来杀身之祸：朋友为其结集印刷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内容本就骇俗惊世，加上扉页又赫然印着个性张扬、题有“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联语的短装冷娃照片，为素所忌恨者告发，经陕抚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奏报清廷，奉旨革去功名，即行正法，幸得李约祉、李雨田诸义士设法通风报信，方得逃往上海，躲过一劫。转瞬百年，这部《诗草》如今已很难见到，而这幅照片，至今也同样踪迹难觅，有的说是“披发照” （或“散发照”，相对于当时男子的剃发蓄辫而言），有的说是“披发握刀照”（或“散发握刀照“），让人莫衷一是。而最为震撼人心，因而也最给人以联想张力的“披发握刀照”一说，更不仅被人写入先生传记著作，甚至俨然入志成为“信史”，如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除第二章末一节“虎口余生，亡命东南”中两处写法外，所附《于右任生平简表》记其1903年（25岁）事迹下称：

　　往来于兴平、三原间，诗作甚多，词句激烈。与朱佛光诸师友互有唱和。又私拍散发握刀照片，并题联语云：“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汇编诗作，结集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友人姚伯麟、孟益民通力合作，将其秘密排印成册。

　　《咸阳市志》第五册《人物志·于右任传》称：

　　光绪三十年（1904），于右任应商州知州杨宜翰之邀，任商州中学堂监督。他又邀李仪祉、茹欲立同往任教。一时该学堂“学风大进，人文蔚起”。这年冬，于右任赴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会试。此前，有嫉恨者，搜得其所著《半哭半笑楼诗草》一本及其披发握刀照片一张，以为罪证，向有司告密。陕西当局以其“倡言革命，大逆不道”，请旨斥革究办。不久，清廷密令缉拿并就地正法。幸得同学李和甫的父亲李雨田闻讯后与其父商议派遣急足赴开封告急，于右任得以免害，只身逃至上海，改名刘学裕，进震旦学院学习。

　　这当然都是后来者的记述，而其依据，经查则极可能是胡步川《李仪祉先生年谱》中光绪三十年所辑仪祉先生《记于右任之获罪篇》的记述：“有忌右任者，将其《半哭半笑楼诗草》及被发握刀影片，献于省宪，即行文三原县密捕。该县令为旗籍德锐，谋诸儒学教谕王友益。王与余兄约之善，曾泄其事。兄急与程抟九谋救，觅一急足者送信千里至汴，限九日达，右任即遁迹上海”。此外，李约祉先生1961年所写《我和于右任的关系》一文也有下面一段回忆：

　　经过 1904 年， 朝廷明令下来， 将旧日的各级书院，一律按等级改办学堂，省上的关中书院，由五大宪改办关中高等学堂，三原的宏道书院，由学宪沈淇泉先生改办宏道高等学堂，祟实书院裁撤，归并宏道高等学堂。我这时候才知道他是倡言革命的。但他失之过于狂妄，写下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骂这个，骂那个，而且是明骂，毫不隐讳，比如说:“刺皇太后也”“刺升允也”等等，照了一个相片，散披头发，脱个光膀子，右手提一把刀，身旁左右，自题一副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这两件东西，都是公然发行，逢人便送。

　　然而，有可靠资料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李、朱《传记》和《咸阳市志》记载，失诸轻信仪祉先生的记述和约祉先生的回忆，而约祉、仪祉昆仲的记述和回忆，也未免有些虚蹈和夸张了。笔者认为，他们昆仲可能也只是风闻有这张照片，其实自己并不深知其详，甚至《半哭半笑楼诗草》到底什么模样，他们也不曾真的见过，虽然他们和右任先生曾是宏道高等学堂的同学，虽然约祉先生说“这两件东西，都是公然发行，逢人便送”。要不，就一定是仪祉先生笔下有误，而年深日久，约祉先生记忆模糊，查过《年谱》跟着乃弟也写错了。

　　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右任先生1944年7月所作《泾原故旧记》对此曾有确凿的记述。其《泾阳故旧小传》“董眼”中写到：

　　董眼初习照相术，庚子前后屡走上海，名虽运售照相材料，实则书报亦多，口不择言，似当时海上所谓野鸡大王徐镜斋。一日余约其照一散发照，有阻之者曰：“汝要身家性命乎！”眼曰：“要时再讲。”照后眼复炫其技术，四处宣扬，清吏遂执以捕余，而眼不知所终。

　　《三原故旧小传》“胡堪”中写到：

　　胡氏家富藏书，为邑中望族。时方鼎盛，关内名流所归。兄弟多擅文学，君次弟九，有书名，温温君子也。见予所作极赞助。余散发相旁，君书：“换太平以颈血”等句，人阻之不为动，竟摄入。事发以故家子得免究。

　　两处均提到照相之事，而且都以“散发照”或“散发相”名之。“散发”者，即仪祉先生所谓“被发”、约祉先生所谓“散披头发”，亦即李、朱《传记》和《咸阳市志》所谓“披发”也。然夫子自道，均未涉及“握刀”一节，更没见有“脱个光膀子，右手提一把刀”的记载。

　　其次，《长安学丛书·于右任卷》（钟明善主编）辑有右任先生图照数十幅，均极珍贵，其中适有《于右任先生散发抗清照》一张，正是本文所讨论的这张照片。照片中的右任先生，短装素服，正面直立，左臂下垂，右手叉腰，头发自耳后分别散垂于胸前，两旁上将果耳、下仅及胯，正好就是 “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这幅著名对联，而其双目炯然前视，嘴唇紧闭，一脸凝重，俨然一副顶天立地、生冷峻倔的模样，也并未“光着膀子”，并没“右手握刀”，一如其本人《泾原故旧记》两处所言。

　　“历史重在证据”，由此无可辩驳的两点，笔者认为完全有理由判断，一直处于传说中的右任先生早年这幅照片，其实正如另一观点所说，就是一幅“披发照”，并非什么夸张的“披发握刀照”，李、朱《传记》和《咸阳市志》的记载并不权威，亦不准确。毫无疑义，“披发照”之与“披发握刀照”，后者给人的感觉，确乎较前者更显狂放和悖逆，然而认真说来，其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则是一致的，应该并无轩轾，并不是说“握刀”就更具革命精神，益增右任先生形象的高大，无刀就不具革命精神，有损或矮化右任先生的形象。“披发照”也罢，“披发握刀照”也好，当时都是石破天惊之举，区别全在于临时拍摄的条件，而无关乎狂悖程度的抉择。知人论世，传信传疑，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弄清、还原并尊重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在是非一时难辨的情况下，主观随意地择取适合自己思维逻辑的情节，更不能在真相基本明朗的情况下，执意地将非作是，以讹传讹。从这个意义上讲，“披发握刀照”这种远非准确的说法，理当休矣，实在应该从我辈开始停止传播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