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2)

　　孙文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但并非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陈其美、戴季陶激进派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或者说无助子孙、黄矛盾的解决。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写过一副《挽孙文先生》的对联：“三十年革命辛勤，排满讨袁，百战相依唯一李！廿一省人民属望，兴邦定国，千秋遗憾误三陈！”

　　对联中“一李”指李烈钧，“三陈”则是指陈其美、陈炯明、陈独秀。曾琦还说“中山一生失败之处，即在用人不慎”。曾琦认为孙文为陈独秀所误，显然出于他的反共政治偏见；说孙文误于陈炯明，人们也能理解：至于说孙文为陈其美所误，显然是指孙文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过于相信以陈其美为代表的激进派的主张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孙、黄之间争论尽管激烈，但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他采取悄悄离开日本，远走美国的办法，让孙文放手去实现他的“革命方略”。正因为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才为日后留下了继续合作的余地。民国史专家杨天石曾就此发表评论：“自同盟会成立起，中国革命党人中已经闹过两次矛盾。一次是1907-1910年的倒孙风潮，那次矛盾一直闹到1912年陶成章被暗杀才结束，是个悲剧。另一次是1913-1915年的孙黄之争。这次矛盾以孙黄和好，戮力反袁结束，是个喜剧。之所以成为喜剧，一是由于形势的发展，袁世凯迅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是孙、黄二人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双方在争论最烈的时候也还都能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

　　话虽如此，黄兴在这场争论中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916年黄兴在上海去世前，唐绍仪曾去看望他，黄握着唐的手说：“中山负我！”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派，还是以黄兴为代表的稳健派，在讨伐袁世凯、拥护共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但双方在当时都未能找到一条促使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故而也说不上谁比谁高明。作为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孙文、黄兴既不敢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的力量，又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能依靠的社会力量极为有限。而那种海外华侨筹款后，汇给陈其美等人去收买北洋军队，企图重复辛亥年那种枪声一响、全国响应的旧革命模式，因为时移势易，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相反，以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合作，成功发动了推翻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开始时，黄兴虽然在美国，但“实有发难指示之功”，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护国战争搞得轰轰烈烈之时，孙文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急于在国内取得对政局的发言权，他把希望寄托在委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中华革命党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兼江苏司令长官陈其美身上，将筹集到的大部分款项汇给陈其美，要陈尽快拿下上海。陈其美一直把革命看得很容易，但这时才发现反袁与反清形势根本不一样，他虽尽了最大努力，搞了几次小暴动，但“搞到一块地盘（上海或江浙）”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孙文回到上海后困守于租界之内，对反袁大局亦无能为力。陈其美本人则于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于上海租界。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因陈其美、黄兴的辞世而平息下来。

　　蒋介石一手操办国民党“正统史观”

　　胡适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每一个时代的当政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造或塑造历史。就在陈其美、黄兴辞世10年后，陈其美的三弟蒋介石(1912年初，陈其美、黄仡郛、蒋介石三个浙江同乡在上海结拜为异姓兄弟，陈为大哥，黄为二哥，蒋最小，是三弟。三人的结拜对近代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异军突起，彻底改写了国民党的政治版图。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赶到上海，主持其金兰兄长陈其美殉难11周年的纪念会。作为政治较量中的胜利者，蒋氏在演讲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此这般地解说国民党的党史：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的创造中华革命党，也得陈英士许多助力来的：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陈烈士以手无寸铁指挥在新舞台的数十烈士轰轰烈烈的打制造局，始得到无限数的影响，而有今日的国民党……所以我们想到总理，就要想到陈先生……

　　蒋介石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了“孙文——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史观。蒋氏定调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及官方文人纷纷出来阐扬这种“正统史观”。此后，黄兴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被降为一般的“革命先进”。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建立任何纪念黄兴的设施，完全把他遗忘了。对此不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的见证人、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在《杂忆二十首》中有感而发：“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陈叔通在诗前有这么一段说明：“孙文兴中会、黄兴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光绪乙巳成立于日本东京锦辉馆。自此通力合作，光复会亦参加奔走，于是有辛亥革命。嗣改同盟会为国民党，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至今谈辛亥革命乃若有专美（引者按：指专美孙文，而不提黄兴）者，何耶？”

　　后人应还黄兴一个公道

　　抹去蒙在真相表面的灰尘，让历史回归真实，是历史学者所肩负的职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陈其美被贬斥为“流氓政客”，被打下了神坛，但是，黄兴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提升多少。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应该更有条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黄兴协助孙文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巨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地位。

　　自视甚高的章太炎在挽黄兴的对联中予以高度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题张岳军藏黄克强先烈遗墨》时有感而发，赋诗云：“开国之功未可忘，国人犹自说孙黄。黄花满眼天如醉，猛忆元戎旧战场。”章太炎、于右任等辛亥革命元勋对黄兴所作的评价体现了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真诚笃实的民主革命家，黄兴身上拥有许多优秀的美德，为人厚道，笃信“无我”，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埋头苦干，不争权力，是一位大写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生前虽然不争名位，但后来人却有必要还他一个公道。（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