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3)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金冲及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
对这样一个反动政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维护它，只乞求它作一些局部的改革？这是一个尖锐的、摆在每个爱国者面前、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爱国者当年曾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了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才毅然决然作出自己的抉择的。黄兴在１９０２年和许多留学生一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的真理。当时，在留学生的房间里，对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黄兴在辩论中，气极了，把手里的茶壶也摔了，表示他已经坚决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再读一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的绝命书。他在信中对妻子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几十年后依然能那样强烈地扣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
革命派认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而立宪派却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去向这个反动政府磕头请愿，希望它作一点局部的改革；并且一再站出来拦阻人们走向革命，威胁说：革命就会造成内乱，造成瓜分，是万万干不得的。梁启超甚至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他们在当时激起无数爱国者那样强烈的愤慨和反对，是毫不奇怪的。不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批判，就谈不上有以后革命的胜利。
这场辩论，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到１９０６年的《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达到了高潮。辩论的结果，革命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这年年底以后，双方的重点都转入实际行动：革命派到南方发动武装起义；而立宪派先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以后发展到请愿立宪运动。这事实上仍然是那场辩论在实践中的继续。
这当然不是什么局部性的枝节问题，或只是什么方法之争，而是鲜明对立着的两条道路。事实证明：革命派的方向是对的，立宪派的方向错了。
我想，这样说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不能不说的前提。否则，辛亥革命中先烈们所流的鲜血就成了多余的。这不仅将使先烈们难以瞑目于地下，而且是非不明，连后生者也会在心中感到严重的不安。
还需要指出：立宪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往往本身就拥有大量封建地产，并同封建官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因此，他们两重性中的消极方面，不仅是一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且有浓重的封建性。这又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在革命大风浪面前，常常竭力地反对革命，竭力地维护封建主义的许多东西。这是它的反动的一面，而且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
那么，是不是要对立宪派全盘否定呢？不是。应该承认，过去近代史的研究中对戊戌变法后的立宪派，常常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对他们在思想启蒙、参加爱国运动等方面的积极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对立宪派中的复杂情况，也缺乏具体的分析。这是应该纠正的。
立宪派代表的既然是上层资产阶级，它还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因此，在它的两重性中，既有消极的以至反动的方面，又有积极的方面。这种两重性是贯串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全过程的。例如，在宣传工作中，他们宣传过爱国，揭露过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鼓吹过国民的责任，还介绍过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行动上，他们参与或发动的一些爱国运动，对提高群众的觉醒程度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是立宪运动，也不能说客观上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起。特别是，当时革命派着重进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传和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对其它方面的宣传教育常常顾不上，有所放松。同时，他们在内地不能公开活动，而立宪派一般是可以公开活动的。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固而革命派的力量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立宪派在启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更多一些。这些，我们都应该公平地给予肯定的评价，不能抱着骂倒一切的态度。
立宪派内部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海外的康梁与国内的立宪派是有区别的。就是国内的立宪派，成分也很复杂，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同铁路投资直接有关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川汉路、粤汉路沿线那几省，不少人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比在工厂的投资要大得多。后来，清朝宣布把铁路收归国有，这同他们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能不起来拚命。这部分立宪派表现得最激烈，积极贡献也比较多。第二，主要是投资工业、农场等，受封建官府的保护也比较多，张謇就是代表。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清朝政府有强烈的不满，但总的态度还是千方百计加以维护。直至看到清朝必倒，旧秩序已无法维护，才改变态度。第三，还有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实在没有多少资本主义，虽然也叫立宪派，其实与封建士绅没有多大差别，这些人有多少积极贡献就很难说了。至于以个人来说，革命派中有后来变得很坏的，立宪派中也有后来变得很好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需要多说。此外，在不同时期内立宪派的情况也有不同，特别是１９１０年冬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它本身又有分化，正如有的同志指出过的：有的转向革命了；有的虽还不赞成革命，但对清政府绝望了；有的还在维护，直到大势所迫才改变态度；有的始终坚持反动。这些，都应该如实地恰当地给予估计。
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列宁曾经指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见《统计学和社会学》）历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从事实的总和去掌握事实，把一切恰如其分地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否则，就会各持一端，各执一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把问题引到不正确的路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