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制度创新(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3 00:00 来源：《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刘儒 孟书敏 查看：
因此，中国告别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具有公共性的最高权力，从而使国家的成长以公共权力为轴心展开。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以社会的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基本诉求。历史经验表明，从传统国家迈入现代国家，要形成这样的公共权力，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制度体系，改变传统绝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从而使传统的权力获得公共性，向公共权力转换；另一种是通过革命，彻底摧毁传统的绝对权力体系，构建以公共意志为基础的公共权力。近代中国在建立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曾先后尝试了上述两种途径。
中国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下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初努力出现在清末。清末“预备立宪”是近代中国试图改变传统国家形态、构建近代国家形态的首次尝试，其政治取向是通过建立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传统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性质，从而使传统的君主体制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其所要建立的现代化，是以封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想要使清王朝这棵腐朽的大树重焕新颜。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反现代化类型，它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尝试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历史基础。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所以，中华民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家成长开始全面从传统的历史逻辑向现代的历史逻辑转换，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制度创新。
三、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意蕴
（一）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
辛亥革命促进了民主共和，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崭新观念。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封建君主制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民主、宪政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作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君主制被大多数国家所否定。而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又由于清政府没有改革的诚意，立宪派又不具备逼迫清政府迈上现代化和救国道路的实力，结果立宪运动半途而废。辛亥革命倡导的民主共和，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这样，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和君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
自辛亥革命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统治者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共和国的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条件不同了，“睢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正是辛亥革命使文化权利为轴心的制度结构崩溃，才使原来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亦因之解体，才提供了五四精英攻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国家的成长逻辑。
在中国，称得上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以前，包括现代化起步以后的几十年历史进程，一直是以文化权力为轴心的古代国家的成长逻辑，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开始向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制度结构转变。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这是其对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华民国为形态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一开始就先天不足。这不仅因为这种国家成长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阶级力量支撑，而且因为革命所带来的公共权力从一开始就由于国家不独立而不完整、不健全，并一直面临军阀割据的挑战。这种先天不足使中华民国时代的现代国家成长发生严重变形。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华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
但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民国时代的失败，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后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可以看到，无论是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还是以后的北洋政府，都在致力于政权合法性的追求。因为合法性是人民认同的基础，而人民的认同自然可以减少政治统治的制度成本。因此，追求合法性支持的本身，正说明各个政权对社会公共意志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并未改变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孙中山所要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应该是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只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