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与思想探述(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2 00:00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骆顺森 查看：
他反对土地国有化，其核心是为了保护私有制，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自由发展。对以均贫富为目的民生主义，对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革命论，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不妨在一段时间内“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
梁启超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曾寄于一定希望，但清政府使他大失所望。他的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不再强调国民程度不足，也不提开明专制，而积极投入要求速开国会为中心目标的群众性立宪运动，成为这一运动思想理论的指导者。他指出，君主立宪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在君主是否负责任。立宪政体以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为一大原则，其所以区别于专制政体者，惟在此点，立宪政体非他，君权有限而已。君主不负责任，应有政府大臣负责，但必须有国会监督。在《政治与人民》一文中，他说，政治的根本宗旨在谋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而操政治之权者在政府。但政府官吏也都是常人，不能免一般人共有的弱点，即趋下易而上进难。如果没有监督机关，国家政治势必每况愈下，这个监督机关就是国会。由于国会监督，则政府不敢为恶，政治便得以改良。“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也。凡无国会之国，其政治决无术以进于良；凡有国会之国，其政治亦决无术以堕于不良。何以故？然则人民而欲求得良政治也，亦日求国会焉而已。”他把国会想得过于理想，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一遇政治风波，很快败下阵来。
关于国会的组织，主张由两院（称左、右院）组成，采取普遍选举制，原则上反对等级选举。主张赋予国会以最充分的权力，能参与立法，首先是参与修改宪法。在普通立法方面，特别强调不应保留君主的独立命令权。他认为国会权力为：①参与修改宪法之权；②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③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④事后承诺之权；⑤质问政府之权；⑥上奏弹劾之权。他一再强调，“此种权限苟缺其一，即不成为国会”。应特别重视国会的监督行政权，集中全力敦促早日召开国会。为了争取尽速召开国会，他费尽心机，发挥能言善辩的特长，献文说词，既有劝告，也有谴责。《为国会期限问题散告国人》中，他对摄政王、政府大臣、各省督抚、名流君子、一般国民、农民、资本家、留学生、资政院议员，分别晓以利害，指望消除阻力，冀予同情，合力敦促，速开国会。虽国会未能召开，但国会请愿运动作为一次思想启蒙的民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这一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民主教育的作用。
综观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可以看出，他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他主张用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制度，虽然缺乏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但毕竟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害怕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又是同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密切联系着。他认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如实行暴力革命，可能导致长期内乱，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他不愿正视，恰恰正是满清政府的腐朽和反动，造成了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在清末的政治宣传活动中，始终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互相联系着。革命党人同他的争论和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和斗争，并不是革命党和反动派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他是一位近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同时又是受批评最多的人物。对于他，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作出正确的，合乎实际的分析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