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2)

　　虽然有人认为袁世凯的立宪是伪立宪，可是，无论如何，袁世凯的确推动了立宪的进程，赢得了立宪派的赏识和推崇。立宪派首领张謇把袁世凯比为日本的大久保利通，甚至说：“亿万年宗庙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名。袁公是赖，。他还在1911年6月7日赴彰德洹上村会晤袁世凯。在会晤行将结束时，袁世凯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氏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你同我合作”。对此。张謇在火车上感慨道：“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另一立宪巨子杨度更是和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在袁出山问题上可谓出谋划策，不辞辛劳。武昌起义发生后，杨度曾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可见杨度对袁世凯是多么的推崇。

　　严复也很看重袁世凯，当袁世凯被清廷罢职后，“复独抗言折之”，还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武昌起义后。严复为袁世凯积极奔走，摇旗呐喊。把立宪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第三是西方列强的赏识。 

　　列强虽然表面上对中国革命实行中立。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得到了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舆论和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英国外相格雷更是露骨的表现出对袁的偏爱：“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绪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一位在华极有影响的西方记者莫理循面对中国混乱的时局就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时期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刊文要求清政府启用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是能够挽救时局的唯一人物”。同时，列强对清政府提出建议，希望袁世凯出山，“英美国家提出的建议，只有袁世凯才能有效地力挽大厦之将倾”。

　　列强不仅在舆论上支持袁世凯，在经济上对清政府也大力施压，清政府为了得到列强的借款，只得启用袁世凯。

　　第四是部分革命党人的认同。  

　　革命党内部支持袁世凯的势力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袁世凯在隐居彰德时期。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建立和革命党人的联系，并且时常出钱帮助革命党人揭竿举事。因此笼络了相当一批革命党人。尤其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对革命理解的并不深刻，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满清的统治，恢复汉族的统治。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在少数。“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其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义若父子。旋有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瘦马，或助党中爆发之资”。 1908年4月，据曾经参加云南河口起义的一个革命者回忆：“起义前夕，则党务方面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昨袁面嘱，渠己汇金万五千滇边法国银行。有支取证券在此”，“虽未奏功，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曾在1909年向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输诚。虽然输诚失败，但是袁世凯联络革命党人的行动并没有中断，这也的确迷惑了一大批革命党人。这些革命党人由衷地期盼袁世凯能够站出来，利用手中的数十万精兵。早日推翻清朝的统治，减少革命的损失。赢得廉价的革命果实。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袁世凯被清廷启用，像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再说凭借袁世凯和到强的亲密关系，或可避免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于是争取袁世凯反正就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目标。武昌起义后，当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垂钓时，川籍同盟会会员朱芾煌赶到彰德，“劝袁世凯趁机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夺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革命派一定会推举其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做革命党方面的疏通工作’。 

　　第五是有利的政治局面——满汉民族矛盾。

　　满汉矛盾终清一代，始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而至清末，满汉之间已经水火不容，且出现“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的局面。作为汉人的袁世凯与清廷有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谈不上民族矛盾。而只是他与清廷的“权力之争”，但在袁世凯争权失败、敕令“回籍养疴”后，他的党羽开始大肆散布谣言，说罢斥袁世凯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这样的宣传，使得袁世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和清廷之间就存在着矛盾摩擦，且日益升级。1906年袁世凯因官制改革与清廷发生了冲突，还差点出了人命。据袁世凯与其兄袁世勋书中云：“本月初六奉旨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瑞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亲王大起反对，不辩是非。出口谩骂……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后来，清廷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夺得了袁世凯北洋六镇的军权，接着借口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而将其开缺回籍。至此。袁世凯和清廷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那些对清廷彻底失望或与清廷有矛盾的政治力量开始聚集在袁世凯的周国，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党都希望袁世凯出山来稳定局面，袁世凯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  

　　像袁世凯这样。因满汉矛盾而获利的情况在清末并不少见。如武昌起义中的黎元洪，本是旧官僚，思想可谓保守。还在起义时杀过革命党。但就因他是汉人而被湖北军政府所拥戴。湖北能拥护黎元洪。全国为什么就不能拥护袁世凯呢？我们可以断言：如果袁世凯不是汉人，他不可能获得如此普遍而强烈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