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出国留学及毕业回国时间补考

　　聂柏成《关于吴禄贞留日毕业回国的时间》一文认为吴的出国时间是1899年，毕业回国的时间是1902年。此说关于归国耐间的年份是正确的，不过还可指出具体的月份，关于出国的时间则尚需斟酌。

　　先说出国时间

　　清末留日学生有官费的，有自费的，留学的期限也长短不同，少则几月，多则几年，且因来往便利，有的是去了回，回了；几番入学，加上有的又曾化名入学，有的名为留学，实则前去游转一圈并未入学，有不少人还同时或先后在几个学校注册攻读，所以无论是根据中方记载还是根据日方记载，抑或是根据双方记载互为参校，都难以确知当时留日学生的人数，所有有关这方面的统计，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也是在此问题上人言人殊的原因。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集数十年之功而成的力作《中国人留学本史》一书所作的统计，同样也不完全精确，只可参考，不能据以为断。要考订某人留学的去归时间，当根据更原始，更直接的史料。

　　众所周知，吴禄贞是湖北首批赴日军事留学生之一，《张文襄公年谱》和《张文襄公治鄂记》两书都把这批留学生的派遣时间系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这是不确的。《张文襄公全集》断续记载的首次派遣赴日军事留学生的经过是“1897年年底，日本参谋部派遣来华的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人在游说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后，自沪启行，来鄂见洞。说是要“面议要事”。神尾等人桂来华的使命一是勾结英国，一是改善甲午战后恶劣中日关系，以求抵制哦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和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张之洞初不知神尾等究为何事而来，疑虑满腹，故一面迅速禀报总理衙门并急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打听内情，一面借口出省查勘京山县唐心口堤工，白避不见，指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守接待”。

　　事后，张知神尾等派员往倭现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为联交入手处“，“余无他语”，又接到刘坤一要求他赞成其提出的“联英，倭之说”的电报，立即转变态度，电请上海道蔡钧转向已经回到江浙一带活动的神尾等表示：对于阁下来意，极为欣悦；未能当面接待，非常抱歉；中日两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须交谊远过他国，才能联为一气，但中日联交是“东方大关系事”，“非面谈不可”，“可否请台驾重来鄂省，俾得面罄敌国真意。”神尾明了张的态度后，旋派一人至鄂与张切商“联交”事宜并“力劝联英”，双方初步议定“明春拟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学习。1898年2月初，神尾光臣和宇都宫太郎又再次至鄂与张商洽派人留学和“新法绦兵”事，劝张聘用日本敦习。张认为聘用日本教习“先练一军，为各省倡”，与“派人就学”可“二者并举，以济急用”，决定先派知州姚锡光等随同即将回国的宇都宫太郎前往考察，并曾电邀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盛宣怀来鄂“面议互酌”，“熟商此事”。4月初，赴日考察的姚锡光白日本来电询问湖南究竟派不派学生，说是必须给日本方面一个确切的信息，以便安排接待。张之洞转询陈宝箴并向陈透露'鄂拟派学生百人，分两期往，还劝陈说：“熟察时局，非急练兵不可，练兵非赴外洋学习不可”，“湘军加以洋学，真无敌矣!此为今日保湘省，筹大局，备援应第一策”。据《张文襄公年谱》载，当时陈宝箴便也准备遣派一百人前往，但从两个月后因发生沙市焚毁日本领事署事件，日人乘机提出赔偿白银十万五千两，增设福州，岳州，三都澳日本租界和沙市日租界专管等侵略要求，张之洞感到“送学生往东事，此时尚有不便”，嘱陈“暂缓具奏”的一封电报和10月间另一封电报来看，陈此时只考虑派五十名。对于湖北拟派的百名留学生，张之洞的打算原是五十人“学士官”，二十人“学下土”，数十人“学专门事”，稍后，计划略有变更，打算“派武备学生五十名”，"“各门学生十名”，另派“弁目五十人入教导团”。陈宝箴则打算五十名湖南所派学生统统“学士官”。留学生的经费，当时每名岁需三，四百元，起初张之洞曾指望日本“代支”，后日本方面表示“只代出束修”，“火食等费须自备”，张遂又打算将准备裁撤的抚院，粮道两署的公费及杂项开支共三万零五百两银子作为出洋游学的常年经费，嗣因两署“裁而复设”，“此款顿归乌有”，“无从再筹巨款”，所以到1898年10月间，张之涧决定"“派二十名以了局面”，并开始考选留学人员。

　　在这过程中，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曾于4，5月间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日本“自应支其经费”，并曾亲自跑到总理衙门表示留学人数可以二百人为限。6月初，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对此首先表示赞成，奏请速议留学日本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酌后，也认为应当“妥定章程”，“陆续派往”，于是清政府在8月间正式下令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但由于害怕日本“有索酬之事”，又怕英，俄等国“生忌”，总理衙门12月7日（十月二十四日）在给南北洋和湖北的电令中，仅同意“酌派数人”。张之洞认定“人数太少，恐无大益”，“须二十人内外，方可多得人材，以备将来挑选”。于是“设为一策”，暗做手脚，与裕禄，刘坤一往返电商串通后，“约南北洋合请”，谎称“每省已派二十人”，造成已成事实的假象，使“总署亦无如何”只得认可。这样，湖北省首批赴日军事留学生二十人始克成行。张之洞还派道员张斯恂“赴日照料”，并命长孙张厚琨同往学习。这些学生到日本后，因饮食不习，张之洞起初曾命人“间人送食物一次”。据上所述，这批留学生是根本不可能派遣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的。《张文襄公全集》没有这二十人最后启行日期的记载，但稍后一空接替张之洞湖广总督兼署鄂抚职的端方，在其奏稿中曾明确提到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

　　留学生自己的记载也是十一月。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时，曾规定“每半年将会涫中出入度支，所收捐款及一切紧要事务，印刷报告一次”，此报告自1902年10月至1904年12月共出五次。会涫成立时还曾“勒同学姓名籍贯为一册”，取名为《同瀛录》（后改《同学姓名报告》，又改《同学姓名调查录》），附于每次《报告》之后，每次都有新的增补。吴禄贞的名字，从第一次至第五次报告，皆载列其中，而且在。抵东日期。栏内，“皆注明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据《同瀛录》所载，同期到达日本学习的湖北学生还有：吴祖荫（念兹），刘赓云（百刚），铁良（韵铮），吴元泽（惠轩），卢静远（惺源），万廷献（仲篪），刘邦骥（骧逵），文华（秀峰），邓承拔（茄香），徐方谦（益庭）。这一记载在人数上虽与《张文襄公全集》所云“二十人”有歧，但在时间上却完全吻合。而人数上的歧异也是有因可稽的：第一，《同瀛录》难免疏漏，因为直到第五次报告，总共只收录了2860多人，而且后几次报告每次都曾补入了前所未录者，第二，张之洞所挑选的留学生并不一定都是鄂籍，譬如月问他曾致电广州道台王存善查问张国梁之子张荫清的下落，准备让他入选，再如次年（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抵东的28名湖北官费留学生中，就有安徽籍的学生2名，这就难以确定同期到达的他籍留学生中是否有属于这二十人中的，第三，这批湖北留学生中有些人曾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有的死于此役，如博慈祥，自也难免有事后潜匿国内，不知听终，或改名换姓，重至日本而不提旧事者。所以根据上述两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湖北首批留学生是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赴日的。问题是此年的十一月，十九日以前在1898年，二十日开始在1899年，从张之洞10月初头便已开始考选人员，准备工作早已就绪来看，12月上旬接到总理衙；门只许“酌派数人”的电报后，志在必行，决定用既成事实来对抗总署的张之洞迅速采取行动，在1898年最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让这批留学生启程赴东，是完全有条件和有可能的。所以根据现有记载，我们还只能确定吴禄贞出国留学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即1898年年底或1899年初，而不能断定是在1899年。

　　再说吴禄贞归国的时间

　　聂文所引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清国留学生会馆“开幕之日”，“吴禄贞宣布开会辞”，电不确切。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所载，吴禄贞参与会馆成立的活动为：1902年2月10日（壬寅一月三日）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宴请留日学生二百七十多人，举行春节团拜会，留学生在会上将“拟创办会馆意见书示之公使”，蔡钧表示赞同。宴会即将结束时，“公使复督”。吴禄贞“演说开办会馆之事”，“其后又有数人演说”，并举定了八名会馆章程起草员，吴禄贞为其中之一。3月16日，开大会于东京神田区之锦辉馆，“公议会馆章程并选举干事”，由金邦平（伯屏）“首述开会辞”，通过了章程并选出十二名会馆干事，吴禄贞为其中之一，任招待干事。3月30日，在东京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举行开馆式，由于事总代表范源濂（静生）“陈说开会辞”，吴禄贞和书报干事张绍贞（敬舆）在来宾代表致祝辞，钱恂宣读蔡钧祝文，金邦平，陆仲芳（世芬），刘赓云报告会馆开办叉经费等方面的事务后，作了“卒业归国告别辞”，并推荐冯阅摸（历甫）和蓝天蔚（秀豪）为接替两人的代理干事。此后，在会馆报告中，便未见有吴禄贞活动的记载。近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曾记吴禄贞1902年4月回国，从上述所记载来看，此说应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