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湖北地方史研究之大成的煌煌大著

　　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由湖北史学界10余位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三位教授主编的多卷本《湖北通史》，现在终于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书共计8卷，多达300余万字，称得上是一部集湖北地方史研究之大成的煌煌大著。笔者过去曾有一种偏见，认为一般地方通史性著作在学术上很难有所创见，对于提升学术研究并无明显作用，至多只能帮助人们系统了解有关的史实，唯有扎实的专题研究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以《湖北通史》为例，该著至少即在学术方面具有以下值得肯定的特点与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作为探讨从远古到近现代湖北历史的第一部大部头学术著作，该著对于弥补湖北地方史研究成果的不足与缺陷，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有关湖北历史的研究成果，近20年来应该说也问世不少，但基本上都是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就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进行研究的成果，并无有份量的多卷本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虽有其优长，但只涉及历史长卷中的一个时段或一个方面，不足以再现湖北历史的全貌，因而也有其缺陷。原有的嘉庆《湖北通志》、宣统《湖北通志》，包括80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大批地方志新书尽管为数不少，但又限于体例，只有分门别类钩稽罗列有关史实，篇幅虽大却在横向上互不统属，均难以把握整体的历史进程和总结湖北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点。而《湖北通史》却将从古代至近现代的湖北历史作为一个层层连接的整体加以深入研究，努力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全貌，不仅有利于认识湖北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将湖北地方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而且对于从全国范围了解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特征，以及更进一步考察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特点，也不无裨益，故而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第二，“通”与“特”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在“通”的方面，该著不仅注重时间维度的上下贯通，而且非常强调空间维度上的横向贯通，从学术价值看后者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要达到这一目的也有一定的难度。所谓横向贯通，是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将湖北历史纳入中国和世界的整体中加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湖北的历史，这样就能够以一种“大史学的观念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待湖北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在“特”的方面，该著主要是在力求写出湖北历史的特色上着力下了一番功夫。而写出特色，也并非只是简单地再现湖北历史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湖北历史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发掘湖北社会发展演变的特征、速度方向和方式，发掘生活在该地域的人群的文化精神。此外，还在关照通史体例的前提下突出若干重点，不是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在这些方面，《湖北通史》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颇具启迪性。

　　第三，充分揭示了湖北历史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湖北在地理位置上绾毂南北，沟通东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思想文化上，湖北是中国历史上雄极一时的楚文化的故乡，尽管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辉煌的楚文化早已衰落，但浓郁的楚风遗韵仍然对湖北的学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在政治、经济和其他许多方面，湖北也有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发展特征。如果能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湖北各地域发展特征，将使一部地方通史性的著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令人可喜的是，该著的作者对此十分重视，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读该著，人们即可了解到湖北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乃至停滞与跳跃突进的间歇形式，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有一个转移变动的发展过程，湖北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具有开放博取、强烈的民本位观念等特征。对湖北历史发展这些地域性特征的揭示，既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历史上湖北的特色，也利于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湖北人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扬长避短，使湖北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观念，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一般的地方通史性著作之所以学术价值不高，或是由于平铺直述，在学术上很少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或是由于作者较多，学术水平参差不齐，以至全书在整体上难以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准。但是，该著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陷。各卷的作者首先即达成共识，努力通过对湖北历史资料的新发掘和再研究，大胆提出新问题和新的学术见解。大的理论性问题诸如华夏文明源头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内陆是否一定封闭、海洋是否一定开放，上古乃至秦汉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性质的判定，土地兼并集中与生产力提高而又造成大批流民的关系等等问题;微观性的具体问题，则包括湖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发展的不同步，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问题，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的关系问题，晚清和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及其未能持续发展的问题等。该著不仅提出了上述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从多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从而形成了颇具说服力的一家之言。此外，对湖北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陷，如缺乏韧性、流动不居、多谋少断、容易满足等，该著不仅并未讳言，并且对其产生的原因与消极影响也均予以阐明。这些探讨对于一部地方性的通史著作来说，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应该指出的是，该著的主编和各卷作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史教学和研究，既具有通史知识的必备素养，又分别是有关断代史、专门史的专家，其中不少人更是全国乃至海外的知名学者，学术水平相当高。正是由于作者队伍阵容齐整，理论和学术素养深厚，才使这一大部头的《湖北通史》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还应说明，本书各卷之后附录的大量参考文献也具有相当的价值。其意义在于，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诸多方便。今后人们学习与研究湖北通史、断代史或者专门史，均可以查检到相关的各种史料和研究著作，不仅能够节约宝贵的时间，还能免除四处翻阅查找之劳。

　　当然，合作撰写的多卷本著作由于作者众多，各有其不同的学术风格，甚至分析、综合、表述的方式也不一致，难免有论述风格不够统一、详略不够恰当的缺陷。在这方面，《湖北通史》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遗憾，并不影响该著的学术特色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