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严昌洪 查看：
过去，人们对于清朝政府如何变为民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如何变成北京临时政府，再变成正式政府的过程，机构是如何更迭的，人员是如何安排的，政令是如何发布的，均缺乏具体了解。这与我们对历史进程研究的精细程度有关，一些论述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论述较多，而对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却往往语焉不详，大多将其纳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跳过。在这里，我们将详细论述北京临时政府如何接管清政府的中央机构，如何接收南京政府北上人员，又如何组建新的部门，其间南北矛盾、新旧冲突、党派斗争又是如何磨合的，从而探讨北京临时政府在政权过渡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一、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1911年12月下旬，南方民军代表与北方清廷代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关于清帝退位的秘密谈判，谈判的目标是要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南方酬以大总统职位，以便全国实现和平统一，建立共和政体。对袁世凯来说，中国的大总统比清王朝的总理大臣更有吸引力，因此他默认了这桩交易。然而，孙中山海外归来，南方为安定大局，统一独立各省政令，推举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元月1日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尽管民军方面和孙中山本人都解释了这一不得已举措的原因，并再三表示前项交易仍然有效，但袁世凯却认为南方欺骗了他，而且想到即将召开的解决国体问题的国民会议上自己又不占优势，他感到有些失落。作为清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强人，他不容许别人忽视自己的存在，为巩固其强势地位，他上演了一出“逼宫”闹剧，要清室“禅让”。他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塞进了“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的私货，仿佛天下“神器”由清王朝转手给袁世凯了，他便以此与南京临时政府抗衡，向南方民军示威。袁世凯终于在此博弈中得分。
南方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不允许中国的国家政权在清室与袁氏之间私相授受，袁世凯只有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成为民国的国民，才能推举其为大总统。针对袁世凯的“禅让”闹剧，孙中山坚持了原则，一面要求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袁世凯必须亲到南京受任，否则不解职；一面警告袁世凯：“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2]
然而袁世凯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先尝尝“推倒清室取而自代之”的乐趣，在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以后至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以前那两三天里，煞有介事地当了几天没有皇冠的“皇帝”，不仅把《内阁官报》改名《临时公报》，还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发号施令，对内布告内外大小文武官衙，命令“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布告军警，称“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藉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对外则通过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称“奉袁全权命令，将原有之各部大臣均暂留办事，改名‘各部首领’，所有中外交涉事件仍由本部首领遵守各条约照旧办理”；“现驻外国出使大臣暂改称‘临时外交代表’，接续办事”[3]。
袁世凯不顾临时共和政府已经在南京存在多日的事实，竟然欲建立一个由清室递嬗而来的新政权。这不仅是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无理藐视，对南方军民的公然挑战，而且为其后来破坏共和，复辟帝制埋下了伏笔。这一点为《辛亥革命史》的作者注意到了，该著作指出：袁世凯的“用心十分明显，那就是坚持他的政权‘系由清室递嬗而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南京临时政府没有资格说东道西”。他“企图将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撇在一边，为以后放手破坏共和制留下‘依据’”[4]（P400）。因此我们不能小视袁世凯此举的影响，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袁世凯在承继南京临时政府法统之前，已先取得了由清王朝“禅让”给他的另一个法统。
一般论著认为在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职，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就结束了，北京临时政府（或北洋政府）正式成立。其实，在袁世凯受命“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时，北京临时政府就具其雏形了，有《临时公报》为其机关刊物，有“临时筹备处”为其办事机构，有“袁全权”为其首脑；至迟在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大赦令，命令暂用前清法律，几天后任命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政府就应该算是正式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