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拓展
辛亥革命网 2011-05-02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在国内起步之时，章开沅、林增平等颇具学术洞察力的老一辈著名近代史学者即曾断定，商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而且还将带动和拓展对于中国近代史其他相关重要领域的探讨。也就是说，商会史研究的兴盛对于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现今时过境迁，林增平先生也已作古多年，但他们的断言则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
20世纪80年代，尽管商会史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对于当时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即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国内的资产阶级研究此前大多以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为考察对象，而对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业资本家却较少研究，而国外研究资产阶级则主要以工商业资本家为考察对象，以致于在改革开放之后与国外近代史学界的交流对话过程中，出现了双方均使用资产阶级这个名词但具体所指对象却不一致的尴尬情况。对于国外一些学者提出的近代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以及辛亥革命是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质疑，也因缺乏对资产阶级主体的深入研究而一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工商业资本家团体商会的研究，尤其是阐明资产阶级以商会这一新式社团为纽带，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并通过商会进一步论证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已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较好地回应外国学者提出的上述问题， 也改变了国内近代史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偏向其政治代表而忽略其主体的缺陷。
不仅如此，商会史研究的日趋兴盛还带动了中国近代史其他许多研究领域的发展。例如商会虽以经济职能为主，但自其诞生之后在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事件中也较为活跃，有学者对商人借助商会而进行的商人外交活动进行了专题探讨，不仅在商人外交研究中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也推动了近代中国民间外交史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扩展。在对商会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过程中，学者们还发现商会与清末民初的其他许多新式民间社团均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建立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民间社会网络，除商会之外这些新式民间社团也逐渐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体育会、救火会、教育会、自治会、商业研究会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都相继出现，甚至连清末农会的研究也是在商会研究的带动下开始有成果问世。近年来同业公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同样也可以说是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除了这些专门研究领域的拓展，商会史研究对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也起到了重要影响。例如传统与现代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研究范式的运用，起初都是在商会史研究中率先进行尝试，随后扩展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
如今，商会史研究一方面是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也仍然对中国近代史相关研究领域的扩展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本期专栏郑成林的《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 一文在以往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视野，通过对过去关注不够的上海银行联合准备金制度的专题论述，阐明上海银行界逐渐成熟，上海银行公会创新金融制度的动力和效果并没有随着改组而削弱。魏文享的《农会与农政》：《近代农会组织与农业建设（1927~ 1949）》一文，深入探讨了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力图将农会回归为职业团体的本位，使之为农业建设及政治组训两大目标服务的过程，称得上是近代农会研究的最新成果。李勇军的《工业会的成立与商会的分流》一文，对抗战后上海工业会成立过程、工商分流中复杂的人事脉络关系、以及分流后工业会与商会的具体实践活动等以往研究不多的问题，分别进行了初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