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

　　三　关于李燮和与筹安会的问题

　　有关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问题，当事人以及当前史学界颇具歧见。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没有武力，“成了光杆司令，只得辞职下台”（注：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继而投靠袁世凯；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他“贫无立锥，始腼颜附袁自污”（注：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7～218页。）。持上述观点的论者，几乎都认为，他已改变革命初衷，反对民主共和，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已堕落成为“帝制犯”、“祸国贼”。但也有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一桩冤案，李是“被杨度等人私下列名筹安会的，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始获自由。”（注：辛平：《民国将领传》第1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还有的当事人指出，李“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却被后人误为晚节不贞”（注：杨镇毅述、杨福祥记：《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还有的论者由于找不到可靠的资料，对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原因避而不谈，甚至公开声明，对李“这位反对专制，参与创建民国的有功之臣而又参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活动难以理解”，“实在难以说清这一段历史”，对李的晚年只能“存而不论”。（注：玉它：《辛亥革命中的湘籍华侨李燮和》，《侨声》1991年第1期。）其实，只要详细占有资料，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说清”的，同时，又非要说清楚不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李燮和个人历史能否作出公正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研究“筹安会”和民国史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李燮和究竟是不是“帝制犯”，首要的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探讨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早在南北议和期间，李燮和是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与袁世凯妥协的，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从他投身革命事业到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务，乃至奉召入京，从未发现他有赞成帝制的言论。况且，李燮和与袁世凯并无私交，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期间，李对袁破坏和谈的行径多所揭露，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阴谋叵测，实我寇仇”，此人“断不可恃者也”。（注：《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时报》1912年1月19～20日。）李奉召入京以后，过了二十多天才例行公事地见过一面，寒喧一通之后，话刚扯上正题，袁世凯便顾左右而言他，端茶送客了。联系到后来袁世凯登基，亦未见他有重用李燮和的迹象。在护国运动中，各省纷起讨袁独立，袁穷于应付，也未曾见他起用过这位以善于指挥而著称的原光复军总司令。因此，我们认为，李与袁联合完全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过程来看，也能得到说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在被袁世凯软禁以后，由杨度、胡瑛等人串通，在李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强行列名入会的，完全带有被动的性质。李燮和进京以后，袁世凯以保护安全为由，派军警荷枪实弹，站岗放哨，李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当杨度、孙毓筠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闲谈中，提到杨写的《君宪救国论》一文，李表示“此断不敢苟同者”，时过多日，杨度又陪梁士饴造访，李仍“以他语乱之”，自然还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及至1915年8月初，杨度与胡瑛复来，直以坐牢杀头相威胁，李云：“我退居已久，不问国事。诸君怎样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注：谭笃余：《回忆录》，转引自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瑛听后，非常高兴，拍着手说：“反正听我们去搞，你只管看书、打牌，只要不反对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时报》上公布了《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六个发起人中，赫然出现了“李燮和”三字，乃至李名登报三天之后，李还不知道这件事。后由留在外务馆整理资料的谭笃余找到那天报纸告知他，但李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几声杨、胡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考察李燮和在京期间的活动，确实未曾发现他参与过拥袁称帝的具体活动，筹安会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由杨度起草的，该会开展有关复辟帝制的活动也主要是由杨、孙等人出面负责组织实施的。现有材料表明，筹安会成立后，李燮和没有像杨度、孙毓筠等人那样驻现场办公，尔后由筹安会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由沈云霈任会长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由筹安会改名的“宪政协进会”；
由梁士饴等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等，拥袁称帝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中都未能找到李的踪影。可以肯定，李燮和在筹安会中，和严复一样，仅仅是挂名而已。

　　第三，李燮和是不是“帝制犯”，当时的革命党人最有发言权。章太炎称，“孙少侯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注：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9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里所谓“狱中被胁”，即指被软禁、被裹胁之意。章太炎对孙少侯疾恶如仇，而与李燮和和好如初。龚翼星亦称，“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啖项城，窃君名其中，君不能拒”（注：龚翼星：《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君墓志铭》，未刊稿。），这里用一个“窃”字，即指盗用其名的意见，所谓“君不能拒”，系指李在被软禁的情况下，无法表明政见也无处表明政见的苦衷。一向坚持反袁斗争的胡鄂公惊闻李燮和疾逝，亲撰挽联悼之：“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列强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延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注：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与李同居京城，对李是了解的，李若是“帝制犯”，胡决不会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