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2)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诚如一向不赞成暴力反清的梁启超所说：“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万能造鸿鸪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三一。）严复有一段评论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81页。）

　　再次，古往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难度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应的眼界与胸怀，也要具备沉着果敢的魄力与驾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也许还勉强可以苦撑，但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遭。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来临了。

　　二

　　历史本身既充满矛盾，也不无因果联系，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充满矛盾的一面不难引起高度关注，却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联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自我发展之于历史过程的作用以及历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夸张和绝对化，他把历史看作一种必然性的逻辑过程的见解却不无可取之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页。）

　　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的步伐，统治者已经明白，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将自身的统治秩序维持下去，使“内乱可弭”；

　　第二，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国理念的革命者抓紧革命反清的准备，后者试图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爱新觉罗家族成为宪法所规定的“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

　　第三，“新政”期间，新军的编练与科举制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