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2)

　　孙中山的后两次讲话，由具体而一般，将其所针对的世界主义划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并提示了可供追寻渊源的线索。

　　按照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提纲，其第42章“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和平大同主义”（丙）“反国家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理想”，实际上概括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具体分为三类，即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与和平主义(Pacifism)。大同主义的理论家有英国小说家、文明批评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英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吉尔(Norma n Angell)，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国际主义的代表理论家是担任过美国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为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i)、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注：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295页。该书于各派代表仅标举人名，有关情况据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而成。）雷海宗的概括，勾勒出那一时期世界主义的大致轮廓，但概念的译名及各自的归属与其他人的分法颇多差别，而且有所遗漏。如胡适将Cosmopolitanism译成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不同。他将安吉尔视为新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而马克思在许多人看来应当属于国际主义。这些差异反映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具体指认时的含糊，一般人常常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混用，能够有所分别者也是因人而异。胡适晚年特别注意将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有学人称：“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注：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注：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以下简称《罗素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

　　孙中山对于世界主义的了解不一定全面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的新文化青年发生过重要影响，并通过后者的转述，引起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人物和流派，所以他批评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和法国，而突出英国与俄国，尤其是英国，具体所指，当为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来华讲学的罗素。罗素一贯信奉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做出反省，对民族、国家、宗教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深刻批判。来华期间，在“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等“社会结构学”的系列演讲中，罗素批评“民族主义的崛起拦腰斩断了工业大生产自然地国际化的去路。而且，根源于‘非理性的本能’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大生产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民族主义激发着工业大生产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中激烈竞争又使民族主义这种‘合群／敌对本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人如果没有及时醒悟过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民族战争中自我毁灭。”（注：对罗素批判民族主义言论的概括，均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74-77、138-139页。）罗素一般性地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态度，使得后来学者在概括其来华的全部演讲内容时，甚至将“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列在首位。（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罗素的演讲词刊登于1921年4月5-6日的上诲《民国日报》上，同年分别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和《晨报》社出版单行本。1923年，罗素在来华五大演讲的基础上，加写了《向国际主义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8章，合为《工业文明的展望》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罗素指“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他既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民族自决，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下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则下的爱国主义界限相当模糊，一旦依靠爱国主义激情获得民族自决，这种激情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和谋求霸权的动因。同时，世界各民族很难达到或保持长期的均衡，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只会使各民族之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归根结底是有害的，医治民族主义的惟一药方就是消灭民族主义，使人类的精力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理想的办法是人类自觉地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按照工业大生产本身的需要，合理地解决原料和能源的分配问题、移民问题、民族之间的领土问题，为此需要大力提倡国际主义。

　　罗素来华及其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1924年北京大学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作为“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罗素仅在列宁和威尔逊之后，排列第3位，比先其来华演讲、名列第11位的杜威(J.Dewey)高得多。（注：《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其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主张，在崇尚西方文明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不少共鸣。孙中山几度针对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论调的公开演讲，与罗素来华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版在时间顺序上如此吻合，恐怕反映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孙中山对这一时期罗素的言论动向显然相当关注，他在民族主义第6讲中对罗素颇有好评，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象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8页。）其实，孙中山对罗素的好感应当不仅来自后者对中国文化一定程度的礼赞，尽管罗素信奉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反对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为中国设计的发展道路却是统一、独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在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文化，这与孙中山的主张大致吻合。后来罗素在商团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注：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29页。），至少表明从孙中山本人的立场看，其判断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