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2)

　　二，概说

        1980年和1984年李时岳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 基本否定了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并把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看作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巨大的挑战。首先，李时岳将洋务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而且关系到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起点和进程等关键问题。其次，义和团运动被剔除出了主线，戊戌变法被单独看作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级标志，显然是提升了维新变法的地位，贬低了义和团的作用，这自然引申出如何给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以科学的定位。第三，将洋务、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联为一线，等于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其政治上的表现看作左右一切的主流，这和胡绳的“三大高潮说”有本质的不同。它涉及到对鸦片战争后80年历史的总体把握，究竟是革命压倒一切，还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占据主导；究竟是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中心，还是其他；近代中国是在沉沦中上升，还是仅仅向半殖民地沉沦。对这些关乎从整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伴随着李文的发表，各种讨论十分热烈，不仅推进了学术研究，而且逐步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诸如：

        洋务运动。如果按学界多数认同的说法，历史的一半。这场运动从本质上讲是清政府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用资本主义的“用”去维护封建专制的  “体”。所以习惯上将洋务运动的方针概括为“中体西用”。为实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变革，清政府仿效西方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在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有所变革。但是，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既没有达到清政府所标榜的那样实现“求强”、“求富”，也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达到缓解，反而是半殖民地的步步加深。对这样一场十分矛盾的运动，由于角度不同，史观有别，出现了各种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文革”和“文革”前的10多年，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基本上认定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的产物，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理由是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实际效果是中外反动派相勾结，把中国推向了残酷竞争和无情剥削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从这样的认知出发，胡绳没有将洋务运动列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面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现实，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观察洋务运动，立足近代化史观去仔细思考，其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使中国产生了现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催生了民族工业，萌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新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古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挖开了中国历次农民起义都无法挖开的封建专制的墙角，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而并不理想的一步。有的学者形象地称其为近代化或现代化一小步。为了推进洋务运动的研究并给予较准确的历史定位，80年代初期，近代史学界先后在长春、上海、兰州、汕头等地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洋务运动的地位以及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出现了不少立论有据、见解新颖的新观点。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学术水准的提升，大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这为李时岳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戊戌变法是企图通过和平手段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典型的改良运动。对其分歧也就主要集中在革命和改良的评价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年代，把武装革命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和平改良则是延缓革命到来的腐蚀剂。所以总是批判和揭露改良的破坏性与虚伪性。即使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在略作肯定中批判其软弱和反对暴力革命的一面。这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理所当然在主线的讨论中受到批驳。到80年代末，史学界基本认为改良和革命一样，同样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戊戌变法的评价也逐步较客观公正。李时岳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标志之一，就是为了给这场维新运动以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胡绳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合起来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也并没有过分贬低维新变法。只是有的学者认为变法本身根本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胡绳一定要将其纳入革命的范畴，显然有些牵强。至于义和团的定位问题，则又是一个讨论的热点。民国时期的多数学者包括鲁迅，对义和团一向评价甚低。自从范文澜等有影响的史学家将此案翻过来后，随着“阶级斗争史观”的普及和现实政治生态的恶化，义和团的地位越来越高，“文革”中甚至简单地将义和团比做红卫兵，大肆张扬，即使在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将戊戌变法剔除，只将义和团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标志。李时岳等学者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义和团只是一场对外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并不是推翻封建政权的农民武装起义，丝毫不具革命性质，且不讲义和团那样迷信落后、组织涣散、盲目排外和实际活动中的一些破坏作用。不少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和三元里抗英斗争性质完全相同的反侵略的爱国运动，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又一次农民战争。在1980年和1990年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上，赞成和反对李时岳这种观点者皆有之，但说义和团是近代中国的又一次革命高潮者较难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