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7)

 　　孙中山有着宽阔的世界视野，又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十分注重民族平等，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越到后来越加明确而完整。

 　　由于本文论述范围的限制，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孙中山在 辛亥革命 准备时期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吧！

 　　在国内，他主张推翻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朝政府，但反对笼统地排斥满族人民。早在1906年秋冬间，他和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在对满族将士的布告中说：“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谊具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1页。）同年冬，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更明确地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兄弟曾听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

 　　在国际上，他主张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并且坚决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904年8月，他用英文所写的向美国人民呼吁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明确地宣告：“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页。）他坚持“济弱扶倾”，主张把亚洲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他对同在亚洲的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都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

 　　孙中山这种民族平等思想，不仅是他个人长期思考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正如他所说：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到近代，中国人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十分自然地会对这种霸权行为充满憎恶；由于共同的遭遇和命运，对那些同样遭受欺凌和侮辱的民族自然充满同情。当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孙中山的突出贡献。前面说到中华民族的本性和对待民族关系的态度，只是就总体而言，并不等于不存在各种杂音。孙中山以他的崇高威望和影响力，登高一呼，旗帜鲜明地主张民族平等，就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能够循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且形成一种珍贵的传统。

 　　当 辛亥革命 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时，人们会注意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尽管辛亥革命最初是在反满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族在人数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在各省举行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种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这种现象也许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但同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比较一下，就会使人深深地慨叹：这是多么不易！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当天发表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这里已没有汉满对立的痕迹。不久，他又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说法，把中国各族人民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正是从这时起得到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这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以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问题一直在反复思考，多次加以阐述，形成比较完备的学说。当他晚年，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其中，对民族主义是这样说的：“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把这种解释称为对三民主义的“真释”。在“国民党之政纲”部分，他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2页。）在他的临终遗嘱中又提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可见，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