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的期刊与革命宣传(2)
辛亥革命网 2011-08-30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易正义 查看：
不过，《中国白话报》并不主张立刻采取起义行动，认为革命造反易遭政府反扑，且“现在还是鼓吹革命的时代，共预备革命的时代，并非实行革命的时代，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只要把他杀倒一两个，他那狐群狗党，自然人人自危，哪敢再来共我作对。就是将来实行革命运动，也觉得自由些。
1904年10月，《中国白话报》发行了21期到24期合刊本，距离20期出版时间一个月又10天，似乎预告该刊即将停刊。综合起来看，24期的期刊内容，《甲辰年国民意见书》所关心的问题比较全面外，其余的革命言论都是比较偏重于民族主义的宣扬与实践。但《甲辰年国民意见书》中，除了民族主义理念的宣扬外，仍未见标举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主张，许多主张，和改良主义的主张差异不大，这可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要到1905年才完整提出有关吧。换言之，一直到1904年为止，革命派的革命理论仍未触及民生主义。
为吸引读者，革命期刊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比较有趣的一份革命期刊是《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10月由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创办，半月刊。该刊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 在内容方面，则以论说、传记小说、传奇、丛谈、诙谐、文苑、歌谣、批评记事、译编等为主。主编陈去病与蔡元培关系密切，在创办本刊之前曾参与《警钟日报》编辑撰稿，鼓吹民族主义。认为国家遭受异族统治，黎民百姓对于辫发习以为常，浑然不知拥戴异族的错误。究其原因，是普通知识不够。陈去病发现戏剧可作为宣传民族意识的重要管道，若能于戏曲之中，“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 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提振国人民族主义的精神。
《二十世纪大舞台》主要通过文艺、戏曲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对读者进行反清革命教育，与梁启超的《新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只出了两期，便被清政府查封了。在出版的两期中，共刊登8篇剧本，有孝农的《长乐老》和《镂金箱》，惜秋的《新上海》和《拿破仑》，还有静庵的《安乐窝》，幽并子的《黄龙府》等。这些剧本或借明末历史传播反清思想，或抨击慈禧太后误国，或指责上海租界歧视华人，总在激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操。《二十世纪大舞台》出版后，因《安乐窝》一剧嘲讽慈禧，为清政府不容而遭禁，与《苏报》如出一辙，显见国内言论界之闭锁，即使上海也不例外。
1905年以后，受到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立宪”成为时论主流，《东方杂志》录《大公报》刊文，指出“今日中国政府，又将现出一新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者，厥为何哉？盖立宪之问题是也。” 该刊对于清廷充满期待，称“改良政俗之策，操之自上，易，操之自下，难。操之自上，则凡立宪法、广教育、兴实业、练武备、整顿吏治、收回法权，事事可次第举行，外人不能置一喙。”若是操之自下，则易引起外国干涉。
对于革命排满之说，更是主张调和，力主息争，认为满人入关两百年，风俗习惯，几已同化，革命党引为借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历朝易姓鼎革之际所习见之事，即使汉高、明太开创之初，也是如此！言革命者，若只为争君位，不必大张种族革命旗帜，若是为了伸张民权，“则惟求其民气大昌，宪政实行而已。为之主者，汉人可也，满人可也”。
在清政府筹备立宪的时候，这种调和的说法，容易被接受，即使是康、梁一派，也大张旗鼓著书立说，支持立宪。直到清廷拒绝第二次速开国会之请愿，梁启超才在《国风报》上， 严辞批判清廷阻挠国会之失当，认为清廷所谓“筹备宪政”纯为借口，他列举14件事，指出除了议事法与选举法必须在国会召开之前完成外，其余和国会之召开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制订议事法与选举法，不过费时数日的事，可见政府主张九年预备立宪，全是推脱之词。梁氏向摄政王载澧提出警告，若仍“依循现今之政治组织而不变，恐不待九年筹备之告终，而国已亡矣”！
虽然只办了两期，《民声》对于立宪问题，却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宪派不过是“求一宪法之空名”而已。因为立宪与专制的区别，关键在于能否集合全体国人的公意，不在于是否有订定宪法，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全世界没有人否认它是立宪国家，反观俄罗斯，即使公布了宪法，却仍被看做专制国家，就是因为其宪法的制定，完全依君主的意志而定，鲜从人民的权利义务出发。这种“以民为主”的观念，正是君权与民权最大的区别。可惜该刊未能持续发行，对于民权主义的主张，没能更进一步地申论。
——选自易正义《清末上海出版之革命期刊与辛亥革命》
（作者系中国台湾亚东技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