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4)

　　频发严重的天灾造成婴儿大量死亡和出生率降低，导致儿童比例偏低。1837年，山东儿童比例为38.69%；[55]而1909—1911年，莘县儿童比例为32.8%，齐东仅为27%。[56]失衡的人口结构对人口再生产造成巨大不利影响。天灾导致性别比偏高，如1909—1911年，山东人口性别比为117.39，[57]1905—1906年，峄县性别比高达153.6%。[58]而世界各国出生的婴儿性别比几乎是恒定的，一般处于105或106这个稳定值。[59]性别比偏高使成婚率降低，出现很多大龄男子，有的甚至终身无偶，引发不稳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频发严重的天灾使广大乡民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身体素质普遍较差，身材低、寿命短。如1900年左右，山东男性的身高一般不超过163厘米。[60]广大乡村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很低，如在肥城市孙家庄村，“清末，村内百姓平均寿命为34岁（男32岁，女36岁）”。[61]乡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般农家子弟都无力上学，大多属于文盲，如乳山“清末，境内识字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62]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读书入仕的人数大量减少。从举人数目来看，易受黄灾的鲁西南、鲁西北地区，举人数目明显较少。1861—1903年间，山东28州县进士、举人的人数，自然灾害较少、比较富庶或交通便利的潍县、济宁、蓬莱、福山进士、举人较多，都在50人以上，而易受黄灾等灾害的恩县、阳谷、阳信、朝城、嘉祥、沾化、鱼台、冠县等均在10人以下。[63]严重的天灾对乡民心理造成严重影响，产生恐惧、保守、沮丧、反叛、厌世等不良心理，甚至“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64] 

　　六、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乡民生活困苦、科学知识匮乏，对肆虐的天灾无能为力，也不能作出科学解释，于是，只好求助宗教和神灵等超凡力量禳灾赐福，以致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盛行。

　　广大乡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秘密宗教等。大旱之年，各地往往请僧人、道士祈雨，如1908年6月12日《大公报》载：潍县大旱，县令“延僧道设坛祈雨，以安民心”；1909年5月27日《大公报》载：潍县苦旱，县令“招致僧道，在城隍庙讽经祈祷”。佛教、道教迎合了饱受天灾的广大乡民渴望救助的心理，为百姓禳灾赐福，在民间广泛流传。据王守中研究，清末，全省的寺庙、道庙数量远远超过《山东通志》统计的佛教寺庙385座、道庙167座。[65]可见，自然灾害频仍严重的山东广大乡村，佛教、道教比较盛行。基督教获得长足发展。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派基督教）传教士从广大乡民亟需得到赈济的愿望出发，把赈灾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积极投身赈灾救荒，借机发展了大批信徒，从而使基督教成为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最主要的宗教。据统计,1850年，包括主教在内，山东只有3名外国教士及教徒5736人，[66]1900年，全省天主教教徒有4.5万人；1910年，基督教(新教)徒已发展到21947人，成为全国基督教徒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67]八卦教、一贯道、离卦教、圣观教、九宫道、一炷香、皈一道等秘密宗教，迎合乡民需求、切中信仰脉搏，为民众消灾治病、抚慰心灵，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饱受天灾的山东广大乡民还依靠龙王、河神、碧霞元君、刘猛将军等神灵禳灾赐福，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以致广大乡村神灵崇拜盛行，其中，龙王崇拜颇盛。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广大乡村水利失修，主要靠天吃饭，遭遇天旱，各式各样的祈龙降雨活动在各地不断上演。农历六月十八日，相传为龙王生日，人们在龙王庙举行祭祀、庙会等活动，祈祷雨顺风调、五谷丰登。“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山东各地的祈龙降雨具体仪式又有所不同，有的烧香祭拜龙王，有的抬龙神像出游，如果显灵还要演戏酬谢。如：滕县祈雨时“官绅则祷于龙王庙”，“有舁神玩龙游行以祷者。祷而应焉，则演戏以报之”。[68]历城县冷水沟村每逢干旱，村长就向所有的田主收一小笔钱，向当地的龙王献上一些祭品，以祈求龙王降雨消灾。[69]1907年8月5日《大公报》载：山东有的地方祈雨时，“塑泥龙一具，选属龙者之童子四人架之，以祷雨泽”。有的则锁押龙王像或把龙王像置于烈日下曝晒。由于龙王崇拜盛行，广大乡村龙神庙很多，如光绪年间，日照县就有龙神祠、元高兴埠龙王庙、龙姑山龙神庙、石臼岛龙神庙等等。[70]在利津、平度、临清、范县、长清、乐安、宁海、博山、潍县等都建有大量龙王庙。[71]另外，大旱之年，乡民还有向关帝、玉皇大帝祈雨以及打“旱魃”等各种各样的祈雨活动。

　　借助宗教和神灵等超凡力量禳灾赐福，虽然使饱受旱灾之苦的广大民众得到精神慰藉或赈济，但易滋生迷信、虚伪、依赖等不良心理，坐失治灾良机，妨碍社会进步和发展。

　　七、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

　　在清政府沉重剥削和列强残酷掠夺下，广大乡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天灾降，人祸至，在严重天灾侵袭下，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嗷嗷待哺的广大灾民被迫加入盗匪、抗粮抗税及农民起义的行列。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常常使广大乡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弱者坐以待毙，而强者往往沦为盗匪，正如1904年山东巡抚胡廷干所奏：“东省人多田少，不敷耕种，连年河水冲没，闲民日多，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沦为剽窃，是以曹州东昌等属，历年多盗，诛不胜诛”。[72]灾荒之年，广大饥民迫于生计纷纷沦为盗匪，以致“遍地皆匪”，如1911年，天灾严重，“盖山东盗贼，其始南境数处而已，近则蔓延全境”。[73]猖狂的盗匪，抢劫杀掠、架人勒赎、行旅不靖，广大乡民深受其害，以致“谈匪色变”，正如《昌乐县续志》载：“土匪蜂起，架人如同攘鸡，农村人人自危，朝不谋夕。集场会场日午则散，日暮则道路已肃，日入晚餐则各家严扃门户”。[74]猖獗的盗匪，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