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2)

　　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旱灾也频仍严重。从《1901-1911年山东受灾县数统计表》看，1901-1911年，每年都有旱灾发生，平均每年约有10县受灾；其中，比较严重的是1902年，受灾9县；1907、1908、1909年三年连续发生严重旱灾，1908年有38县受灾。据《山东清代水旱灾情》统计，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连续干旱120—180天的有1902、1906、1908、1909年。[⑧]灾情甚重，如：1908年大旱，淄川“夏旱，禾苗枯槁”；博山“夏旱，禾苗枯”；济阳“春旱无麦，五月下旬始雨，播种后复大旱”；阳信“春无麦”。[⑨]有的年份还发生饥荒，如，1908、1909年，寿光均“春旱，饥”。[10]频繁发生的旱灾，对山东造成严重损害。

　　从《1901-1911年山东受灾县数统计表》看，雹、风、虫灾也较严重。另外还有霜灾和疫灾等，据统计1903、1908、1909、1910、1911年，均发生霜灾。[11]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疫病频发严重。如：1902年8月20日《大公报》载：“东省瘟疫流行，死人甚速”。1907年夏，阳信“霍乱盛行，人死无算，有一家全没者”；临邑“霍乱盛行，人死无算”。[12]1911年初，由关东地区传入的鼠疫最严重，3月，山东渤海湾一带已有4万多人死于鼠疫；5月，疫情才结束。[13]

　　综观上述，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从《1901-1911年山东受灾县数统计表》看，每年都有灾害发生，水、旱、雹灾更是连年不断；其中，1908年76县受灾、1909年74县受灾、1911年67县受灾，另据1911年1月9日《大公报》载：1910年，山东有91州县受灾。二、种类多。不仅有水灾、旱灾，还有雹、风、虫、霜、疫等灾害。有时水、旱、雹等数灾并发，如1908年，淄川“夏旱禾苗枯槁，到七月二十三日大水，七月大雨越二十二日，诸河涨发池埠淹没大半”；寿光“春旱，饥，秋七月大雨，弥水溢”；齐河“五月大雨雹，六月大旱”。[14]三、地区差别大。水、旱等灾害地区性差异明显，总的来说，山东水、旱灾害的分布以太沂山系以北、津浦铁路以西的平原地区为重，太沂山南的鲁南地区次之，胶莱河谷以东的胶东地区较轻。[15]而黄河水灾主要发生在沿黄的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四、灾情重。例如，黄河在1910-1904年、1910-1911年连年发生水灾，灾害甚重。如1904年，1月黄河凌汛暴涨，利津4处大堤漫溢，被淹50余村；5月，郓城民埝决口；6月，冲范县、寿张、阳谷等县；6月28日，利津县北岸薄庄漫决，口门宽300余丈，淹村庄、盐窝各20余，给山东广大乡村带来无尽的灾难。[16]1911年初，山东发生的鼠疫导致4万多人死亡。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成因

　　自然灾害是因自然变异超过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造成的损害，“旱乃自然现象，而旱灾乃社会经济问题”，[17]自然变异之后是否出现灾荒，与人类社会抗灾能力密切相关。如果国富民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强大，则自然变异对人类的损害较小，甚至不会造成损害。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自然灾害频仍严重，究其原因，固然有海洋、气象、地理等自然原因，但社会原因无疑是主要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为： 

　　第一、吏治腐败。有的官员不但不能积极、有效地赈灾救荒，反而贪污挥霍、欺蒙作假、玩视民瘼，甚至人为地加重和制造灾荒，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据《清史纪事本末》载：“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18]有的治河官员常议论，“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则阴坏民所自筑堤防”，人为地制造灾害。[19]孙中山也说：发大水成了他们经常的心愿，“派遣一些人去损坏河堤，造成了‘一个不幸事件’，这是十分寻常的事”。[20]有的不报灾而照旧征粮，例如，1903年，山东福山县知县李舒馨“于该县水灾匿不禀报，仍行勒捐”。[21]有的不但不放赈，反而借机肥己，例如，1910年海阳歉收，“乡间竟日不举火者十居其九”，官府不但不发放积谷，反而盗卖积谷，中饱私囊。[22]吏治腐败已入膏肓，“官则肥己营私，吏则中饱滋弊”。[23]可见，吏治腐败是自然灾害频仍严重的重要原因。               

　　第二、经济凋敝。辛亥革命前十年，财政危机、民鲜盖藏、仓储废驰，应对天灾的能力严重降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财政拮据，岁出超过岁入约八千万两上下。[24]广大百姓生活困苦，鲜有积蓄。如1910年8月7日《山东官报》载：“东省登莱各属产粮不敷民食，向赖奉天杂粮贩运接济”，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1910年7月11日《申报》载：莱阳兑纳钱粮“开征竟按五折扣算，外加火耗轻封、封尾、盐金、德麦等陋规，每正供一两竟收至大钱3780文”，“民间种麻一亩，勒捐大钱五千文，花生每亩大钱四千文，沙参每亩大钱三千文，地瓜芋头菜蔬等类，无不有捐”，乡民生计日艰。仓储积谷大多被变卖、侵盗，仓廒也年久失修、日渐废驰，甚至出现“谷空而仓存，仓圮而地在”的局面。例如，1900年，冠县社仓、义仓、常平仓“或为监守盗窃，或为豪强兼并，或散而不偿一发无余，种种流弊莫可纪极，卒致留嘉名而无实”。[25]凋敝的经济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丧失。

　　第三、水利废弛。“水利乃农业的命脉”。山东广大地区，不讲水利，除了地下水丰富的部分地区可以井灌，大多地方“靠天吃饭”，“遇旱干不知讲求水利”。[26]绝大部分地区丰歉由天，19世纪，山东水利工程仅有4个。[27]1904—1909年，山东农田的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3%。[28]1909年11月14日《山东官报》载：“东省除泰安、宁阳等处旱有大井灌田，不甚畏旱外，其余均无水利，况临清等处地皆白沙，畏旱尤甚”。水利废弛，难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另外，森林破坏也是水、旱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郑观应曾指出，山东等省树木遭砍伐，“水、旱频仍，半由于此”。[29]频繁战乱对山东森林破坏严重，光绪年间，御史华煇曾说：“自兵燹以来，各省树木芟伐殆尽”。[30]饥荒之年，人们吃树叶、树皮，对树木损害也很严重。例如，梨园屯饥荒之年，人们吃树叶、榆树皮。[31]但广大民众并没认识到种树的益处，正如1909年12月12日《山东官报》载：民众“惟于种树之利益不甚讲求”，森林稀少。据张玉法研究，清末民初，山东有29.3％的宜林地，但实际林地不超过1％。[32]

　　三、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的赈灾救荒

　　历代统治者都视荒政为大政要务。辛亥革命前十年，山东官赈弊端丛生，名不副实，但清政府仍是赈灾救荒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民间力量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重要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