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5)
辛亥革命网 2011-07-25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奎松 查看：
在1895年的时候，中国引进了洋枪洋炮，有了少量的报刊，也有了电报，但是还没有铁路，交通工具还非常落后，信息传递还很慢，电报只是官用，民间还没有使用的条件。因此，有报刊，也只是少数人和局部地区内部的，而且使用的也只是文言文，影响面非常小。即使退一万步，我们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有了民族国家的知识和关怀，因为没有后来现代化的交通及传播工具，因为信息传递太慢，因为能够读到或了解这种消息的人很少，即使有人爱国胜于求功名，也不可能掀起怎样的波澜来。就连在京城的几千名举人，也只有400人签名上书，又何况那些还远在乡下，什么都不知道的广大士绅呢？
这种情况到了1919年就完全变了，这里面首先是因为五四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学生。光是北京，当时就有2.5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五四时期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群体，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现代知识分子和旧式士绅阶层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统治者之间没有依附关系。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教育完全是现代的，是和民族主义的成长相伴相随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得到了屈辱和约的信息后，从法国拍电报回国内，国内当天就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现代报纸通讯社，将消息转发全国各地，然后各地学生迅速动员。几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知识界和报刊界，借助各种现代的通讯传播工具，宣传呼号。从北京开始，然后到天津、武汉、青岛、上海，一直到最南边的广州，各大中城市由学生而商界而工界，轰轰烈烈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就形成了。如此区别的结果也很明显，《马关条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政府就签约了。巴黎条约则由于举国民众的抗议浪潮，政府被迫拒签。
这样一个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如果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本身就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动和改造。这个社会的变动、改造不出现，社会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新群体就不会产生出来。没有这样一批社会的新群体，即使中央政府实际很虚弱，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也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恰恰是发生在所有这些新的变动刚刚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群体刚刚开始萌芽的一个过渡阶段。辛亥革命爆发时，距离清末新政只有几年时间，新学校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新的学生群体还没有广泛产生出来。国内没有新型学生群体，海外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还没有形成，现代的可以让众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还不多，仅仅推翻一个满清政府，实现了汉人统治，这些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的汉人，其实也还是些对民主理念一窍不通的旧派人物。
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
满清统治一倒台，迅速接手各地政权的都是各省咨议局有功名的旧派人物，包括最早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新军领导人黎元洪，后来当了民国的首任副总统。也包括新军首领袁世凯，迅速接手做了民国大总统。这些人虽然都是汉人，但如何能够指望他们来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呢？袁世凯及其之后取得统治地位的一个又一个政治强人，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用独裁政治来稳固政权和解决问题，说到底恐怕还是一个社会条件或社会基础的问题。
总之，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充其量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新政出来以后，清政府倒台是迟早的事。清政府倒了以后，因为整个的政权仍旧只能掌握在旧派人的手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度。因为旧派这些人，哪怕是新军的领袖，哪怕是后来从海外回来的少数革命党，他们既没有储备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利益驱动与需求，当时中国也不存在可以迫使他们向民主政治方向转变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基础。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只能认为辛亥革命也就是一次反满革命。如果有人想象辛亥革命可能引导中国走上民主道路，我相信那纯粹只是一种幻想。现代社会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进步，都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基础，任何所谓的捷径都是难以走通的。
（周筱赟整理，经杨奎松教授审定）
